你觉得每天上下班路上多长时间合适？1小时？2小时？如果某一天，你通勤所需要的时间比你工作的时间还长呢？平均6个小时，最长则能达到9个小时，这就是最近BBC的一篇报道所刻画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日的痛苦旅程了。
北京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是52分钟。然而大量被首都高耸入云的房价挤出首都的上班族，只能住在房租更便宜的卫星城和周边市镇里。距北京市中心35公里的河北燕郊，就是其中一座承载了数十万通勤族的床的“睡城”。
2030年，中国的城镇地区将容纳超过10亿人口，城市化率将超过70%。而现在，北京等特大城市已经开始每日饱受交通拥堵的困扰。部分通勤族为避免堵车选择不再开车，甚至有驾车上班族在燕郊用人力渡船渡河以绕过堵点；另一些年轻上班族的爷爷奶奶辈则选择每天早起，替年轻人在进城的公交车站排队，一排就是几个小时。
澳洲也不能幸免，最新的联邦政府研究显示，悉尼通勤者平均的通勤时长比美国最大城市的居民所花费的时间还长，危害了身体与心理健康。
每天，悉尼有三分之一的上班族在上下班路上花的时间超过90分钟，悉尼平均的往返通勤时长已经达到71分钟，是目前为止这个国家所谓的“超级通勤”发生率最高的一个。
由联邦基础设施、交通及区域经济局在5月进行的综合研究显示，悉尼西区、西北区和南区居民的通勤时间是最长的。
研究显示，现在有200万澳人的往返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多于2002年的130万人。悉尼长时间通勤的人当然是最多的。
长时间通勤可能与肥胖率上升、高胆固醇、高血压、颈肩背部疼痛有关，甚至与离婚率、抑郁率和死亡率有关。一项英国研究则指出，持续长时间通勤可能会导致每周摄入的热量平均增加700大卡。
安慰自己的话，通勤也有好的一面。起码可以利用在车上的时间可以用来重读经典著作，或者丰富自己的知识。如果你不会晕车的话。
在城市空间中，住房的固定性决定了其与就业地、学校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位置关系，而这一位置关系就引致了相应的交通成本，成为家庭生活支出的重要部分，这意味着居住地和就业地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空间关系也成为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也称住房可支付性，housing affordability）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中国，居住与就业的过度分离已经在许多城市中出现，城市边缘的大型居住区成为“卧城”，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和社会成本。
不同社会群体的空间机会显示出较大的不均衡———许多低收入家庭为了更低廉的住房价格不得不选择到城市边缘居住，但城市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设施仍然集中在内城，所以他们又需要长时间和高成本的通勤，这可能会加重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成本。
中低收入居民（和其他一些选择机会受限的弱势人群）在居住区位选择和就业地点选择上的自由度受到较大局限，在顾及房价的同时需忍受不相称的高额通勤成本，或丧失工作机会（抑或相反）。在广州，由于保障性住房通常位于缺乏足够就业岗位的郊区，而能享受该住房的中低收入人群对工作选择的空间较小，为了改善住房条件不得不选择长距离通勤。
今天《澳洲财经见闻》就为各位读者分析一下，对普通民众来说，在澳就业通勤与购房成本怎样才能和谐共处。
澳大利亚就业环境概述
据最新统计，至2017年2月，澳大利亚在职人数于17年内增加了330万达到近1200万人次，增长率为38％。大约每两个澳大利亚人（不分年龄）就有一人持有工作。
虽然自2000年以来全职工作的增长数量（180万）略高于兼职工作的增长量（150万），但考虑到兼职工作的基数较小，兼职工作的增长速度（68％）比全职工作的更快（27％），数据表明兼职工作的市场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
在2000年，兼职人员只占总体劳动力的26％，而今天已经上升至32％。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劳动力仍然是全职工作，但同时兼职工作的数量不断攀升。
就业增长的分析中，值得关注的是职业的分布情况。
澳洲统计局（ABS）将澳大利亚分为88个劳动力市场区域。
举两个例子，墨尔本东南部（Dandenong）人口基数为774,000人，塔斯马尼亚东南部（霍巴特腹地）人口基数是3.8000，自2000年2月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就业增长率已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的90％或更高。而在莫顿湾南部（Moreton Bay）（例如Caboolture）的就业增幅为84％，黄金海岸为79％，阳光海岸为61％。
今年早些时候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的曼杜拉（Mandurah）在职人数从2000年2月的21,000人增加到了40,000人。该地区，全职工作人数大约为8000人或更多，相比之下兼职工作涨幅较大，增加了11,000个工作岗位。当然，像曼杜拉（Mandurah）、莫顿湾南部（Moreton Bay）和黄金海岸同时也是人口激增的地区。这些地方都随着人们对通勤，退休，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得以发展，有望会进一步发展成独立于中心城市外，劳动力更为之活跃的城市。
澳洲的其他地区，劳动力主要聚集在就业机会相对更多的的中央商务地区。例如，悉尼的内城CBD或南部Green Square，常驻劳动力人数从2000年的113,000人攀升至2017年的197,000人，增长了74％。这当中的84,000名在职员从事抵押贷款，咖啡馆，酒吧和餐馆等行业。纵观来说，本世纪悉尼内城区的劳动力每年平均增长了5000人。
而在布里斯班内城，同一时期常驻劳动力的年平均增长也刚刚超过了3000人，墨尔本则为8000人左右。这些数字可以反映出不同地区的澳大利亚人对于不同生活方式的变革性转变：从城镇生活方式自由多变，到都市生活劳动力需求量活跃生活水平维系在中上或中下游，两者间择其一。
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方面是地区的净失业情况。2000年以来，这88个劳动力市场地区中只有3个地区经历了失业人数大于就业人数的情况，全部处于内陆边缘地区，包括昆士兰州内陆地区（下降了14％ ），西澳小麦地带（Wheatbelt）（下降6％）和新洲西部偏远地区（下降1％）。在某些情况下，失业与人口流失是相关的，但也会存有其他的情况，如小麦地带，即使工作正在减小人口却仍在增长（增长7％），据此只能推测西澳小麦地带的城镇或许愈变为退休社区。
而一些行业则正在积极创造就业机会。自2000年2月以来，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就业增长主要体现在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中（职位增加73万），专业技术服务业（增加44万人），教育（增加33万）和建筑业（增加41万）。这些工作职务大多是由技术型或知识型员工担任。
“
澳大利亚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企业总部，提供特定技术的专业公司，政府行政部门，大型医院或大学。另外，从数据中可见，澳大利亚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下降了13万个，农业的就业机会下降了12万个，澳大利亚的制造能力已经被全球贸易带往边缘地带。
就业趋势分析及反映出来的的问题是至关重要。就业，作为澳大利亚一切生活方式背后的驱动力，我们可以此作为一个出发点去深究澳大利亚人最想要的是怎样更好的生活方式，怎么去应对地区的住房负担性问题。这将是需要高新技术转变（例如普及NBN至偏远地区），还是需要价值观的转变呢？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分析。
研究数据表明：主要就业区房价太贵
根据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澳大利亚首府城市单元房（Units）越建越多、越来越集中但是房价却只涨不跌。尽管这些地区通常提供着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房价高企也就意味着很多低收入群体根本就无法获得这些就业机会。
2006年至2014年间， 50%的新建单元房集中在当地行政区20%的主要就业区。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澳大利亚住房供应看上去并没有大家所普遍认为的那么紧张。但是报告同时也指出，澳大利亚不同首府城市住房供应模式千差万别。
2006年至2014年间，悉尼、珀斯和布里斯班的新建住房供应远远落后于该地的人口增长率。与此相反，其他首府城市的实际住房供应却已超出了当地的人口增长率。
“
传统意义而言，住房可负担性问题是供应不能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所导致的问题；而房价则反映了供需之间的不平衡。
但是事实上，即使在住房供应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一些市区，房价还是快速上涨。有证据表明，供应、人口增长和房价之间的存在的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受供应侧和需求侧多重因素影响。
随着房价和租金不断上涨，住房成本持续吞噬着澳大利亚的家庭收入。对澳大利亚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
研究结果表明，80%的新建单元房审批往往聚集在行政区单元房价最高的20%区域。与此同时，80%的新建独栋屋审批则集中在行政区独栋屋价格最高的40%区域。
房价相对较低地区，即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可以负担的地区新房供应却非常少。
就业中心周围经济适用性住房缺乏危及城市生产力。如果郊区居民不得不花上大量通勤时间，那么生产力就可能因此降低。
这样的情况所造成的一个潜在结果是将工资低的工人挡在了中央商务区（CBD）之外。进而言之，特定技能岗位人才缺乏。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补缺人员，企业逐步变得效率低下。
研究数据显示，2005/06至2013/14年间，就业机会最多的地区新建单元房增长了30%。与此相反，就业机会少的地区新建单元房仅增长了2.5%。
“
由此可见，单元房审批往往集中在就业机会充足的地区。如果这些地区住房成本对于想要找工作的群体而言是可负担的，那么随着拥堵现象的缓解、通勤时间的缩短，这些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才会有所改善。
尽管就澳大利亚全国范围来看，新房供应增长速度与人口增速匹配，但是不同首府城市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偏差。
单元房数量增长最为强劲的地区是澳大利亚领地地区（毕竟原来的基数就小），其次是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但是，独栋屋数量增长最强劲的地区是珀斯，增长率为22%左右。
悉尼的独栋屋数量增长率相对要小得多，不到10%。由此可见珀斯和悉尼两个城市之间存在的开发模式差异显著。
2006年至2013年，珀斯、布里斯班和悉尼三地的住房供应不及人口增长。但是，造成这种供应短缺现象的原因却又彼此不同。
其中，珀斯在上述研究时期（2006年至2013年）人口增长非常强劲。接近1/4的人口增长极大的推动了当地住房建筑业的产能发展。
然而，即使悉尼的人口增长率为13%，达到首府城市平均水平，当地的住房供应还是未能赶上人口增长需求。这些数据表明不同州受不同供需侧因素影响。
“
澳大利亚目前对住房政策普遍存在以下共识，即提高住房供应可以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尽管供应增加可以帮助释放部分房市压力，但是研究则表明在不忘需求端压力的同时应该对供应端采取差异化的策略。
确定绝大部分城市经济适用房供应端所存在的障碍并加以解决至关重要。对于低收入家庭，重要性则更为突出。
解决之道：多中心城市发展策略
随着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扩张，分散主要城市中心的“活动集群”现象至关重要。打造多中心城市或有助于实现机会均等。
此外，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城市建立高、中、低薪就业组合，避免超级富豪过分集中在某个单一城市。这样的举措不仅有助于房市稳定性（附近区域住房类型更富多样性），还有助于改善通勤效率（中等收入或低收入阶层不需要长途奔波）。
这也一直是几十年来的战略规划目标，然而也就是到现在，以悉尼为例才开始进行经济地域的“再平衡”。目前，悉尼西部将兴建第二机场。
机场毗邻地有可能刺激其他经济活动投资。现在，随着人口自身的需求增长，悉尼内“第二城市”——Parramatta 的崛起，以及Macquarie Park大学城周围的创新产业中心。悉尼“多中心城市”的发展战略将日趋显著。
此外，以现有中心城市为依托，围绕机场发展“第三城市”将显著改善悉尼就业分布、就业机会和就业类型。
如果想要解决城市发展不平等问题，房市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随着城市房价日趋攀升，较低和中等收入家庭住房成本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与日俱增。城市中留给他们的住处也越来越少。尤其是随着大量财富逐步集中在超级富豪手中，这种情况也就愈发严峻。
住房成本高企意味着中低收入家庭用于自身和小孩投资，以改善就业前景（“人力资本投资”）的余钱也就越来越少。这部分群体小孩所接受的教育产出往往质量不高。同时，由于交通成本上升，他们所能获得的潜在就业机会也日趋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多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
为了减少城市间发展不平等现象，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在悉尼2026新发展规划中，相关卫星城划分提议，尽管不够激进，但是不失之为一个很好的开始。
结语
经济发展过程将遵循自身规律：总的来说，聚合规模越大，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然而， 发现并减少这种空间上的发展不平衡；改变城市的经济发展地域，规划的作用不可或缺。
最后，城市规模分配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不能仅全力以赴关注大城市的发展；我们同样需要关注偏远地区和小城市的发展。当然，就目前环境而言，这无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只愿，遥不可及的房价，长路漫漫的通勤不会成为澳洲大城市的崛起之痛。
发布者：，转载请注明出处：www.afn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