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ANZ，以下简称“澳新银行”）将在本财年“退出其在两家中资银行的投资”的消息传遍了金融圈。据了解，澳新银行持有上海农商行20%的股权以及天津银行12%的股权。市场猜测此举是否意味着澳新银行意欲看空中国。
而此前澳新集团宣布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出售予星展银行这一消息，更加强了上述看空中国的猜测。
来自澳新银行的声音
澳新银行在亚洲投资了四家银行，即拥有印度尼西亚Panin银行38%的股权；在中国拥有的上海农商行20%的股权，天津银行12%的股权以及马来西亚AmBank23.6%的股权。
据悉，澳新银行在亚洲的银行非控股股权投资属于非核心资产，目前该行在对这些投资进行策略性评估。此外澳新银行虽然在亚洲已建立了盈利的零售以及私人银行业务，但由于规模不够大，使得该行并不具备竞争优势，而建立一个更精简、更高资本效益以及更平衡发展的银行是澳新银行的战略重点，澳新银行将转向专注于更有竞争优势的领域，比如企业金融业务方面。
对于中国市场，联想到今年早些时候澳新银行宣布的企业金融发展策略中，中国大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起被定义为‘full-service market（全服务市场）’，可见集团仍对中国市场较为重视。”
针对澳新银行将退出在两家中国企业的投资一事，澳新中国首席执行官及行长、澳新银行大中华区总裁黄晓光在采访中表示：“澳新银行目前的战略重点是建立一个更精简、更高资本效益以及更平衡发展的银行，专注于我们有竞争优势的领域。根据这一战略，目前在亚洲的这些银行非控股股权投资属于非核心资产，所以我们在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会对这些投资进行策略性评估。在评估完成之前，我行对于市场中关于我们未来投资方向的臆测不予回应。”
多家外资银行减持中资股权
成为一家更精简的银行，这个目标在多家外资银行最近的战略规划中都有提及。2015年以来，外资银行减持中资股权的消息亦是此起彼伏。
2015年1月，中信银行曾发布公告称，接到西班牙对外银行的减持通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售22.93亿股中信银行H股，约占总股本的4.9%，转让价约为230.6亿澳元。
同年，恒生银行出售所持兴业银行股权，根据恒生银行2015年8月公布的半年报显示，该行上半年未经审核的股东应得盈利为352.9亿澳元，同比上升137%，其中，出售兴业银行股权给该行带来的净收益达187.2亿澳元，占恒生银行上半年利润过半。
2016年2月，花旗银行正式宣布已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将向后者出售其所持有广发银行20%的股份；
2016年11月，华夏银行发布公告称，经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过户登记确认，人保财险完成受让原本属于德意志银行的华夏银行19.99%的股份。
外资银行集体看空中国？
外资银行看空中国的消息，不仅来源于外资银行撤出在中资银行的投资，更源于外资银行频繁在华撤出自己的优势领域——零售银行业务。
早在2013年，一些外资银行便开始对中国区的零售业务进行调整，苏格兰皇家银行、德银率先关闭了在华的零售业务。
今年10月底，澳新银行亦披露道，该行将撤出在华零售业务。澳新银行于2016年10月31日宣布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出售予星展银行。由于此次交易还需等待监管机构的批准，预计将于2017年内或2018年初完成。
虽然在亚洲澳新银行已建立了盈利的零售以及私人银行业务，但由于规模不够大，使得该行并不具备竞争优势。
不仅澳新中国，其他一些外资银行亦在中国的零售业务方面感到力不从心。业内人士认为，相对于中资银行来说，营业网点少、业务发展仍受限等因素，是外资银行在华开展零售业务难以推进的原因。
虽然出现频繁退出中国零售市场、出售所持中资银行股权的情况，但外资银行对于中国市场仍然表露出很高的热情，只是关注的重点由零售业务转向了企业金融、投行业务及交易银行业务。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中国政府或将放宽外资银行在中国独立运营投行业务。不过，知情人士提醒，磋商结果仍未最终敲定，中国监管层需要敲定细节，同时相关协议需要美国参议院批准。
外资行分析师称，外资行股东减持中资银行股权，其真实原因在于：
一方面在长期持股后已积累一定回报，当中资行盈利前景黯淡时退出以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或许更为迫切；
其次，双方合作陷入瓶颈，但20%的持股上限却限制了外资行股东提高话语权的可能；
此外，外资行股东撤出也有战略布局调整的考虑。
2004年开始，一批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当时羽翼未丰的中资银行，见证了后者从引资上市到发展壮大的蜕变过程。
同样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全球经济未能复苏，加上监管要求提高，外资银行流动性进一步告急，不得不回笼资金提升自身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以满足监管要求。
澳洲银行战略调整并不是针对中国
在过去一年里，澳洲的银行业经历了较大的改革，这对各大银行以及整个澳洲银行系统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此刻甚至几年之后，怕是都无法轻易下定论。
事实上，澳洲各大银行不只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以澳洲国民银行（NAB）为例，其在英国开展业务三十年，最终决定退出该市场，并将其80%的寿险业务转让给日本生命保险公司（Nippon Life）。
国民银行收缩海外业务
澳洲国民银行首席执行官安德鲁·索布恩（Andrew Thorburn）对英国预判准确，在英国脱欧之前退出了该区域，即便现在自我管理的CYBG（Clydesdale Bank and Yorkshire Bank）银行似乎在重塑英国银行方面收效不错。随着脱欧条款谈判的进展及其影响的逐渐显现，英国未来数年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澳洲国民银行在英国开展业务期间，面对的总是无止尽的巨大损失和利空。英国零售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遭到的冲击还历历在目，不敢设想，如果当初Don Argus或者Frank Cicutto（澳洲国民银行两位前任CEO）真的拿下差点谈成的英国南部并购案，一切将会怎样。
考虑到澳洲国民银行的寿险业务基本上属于高投入低回报，转让之举合情合理。而被澳洲国民银行现任CEO索布恩（Thorburn）抛掉的美国大西部银行（Great Western Bank）则因体量太小可以忽略。
澳新银行的战略目标
对澳新银行而言，由于前任首席执行官麦克·史密斯（Mike Smith）不愿意付出应有成本，譬如在该亚洲进行大宗并购以完备业务条线并获得与之匹配的关键体量。使其打造的亚洲战略上弦不接下弦。
现任CEO谢恩·埃利奥特（Shayne Elliott）上任后很快着手将澳新银行的亚洲战略重新定位，并宣布出售其大部分的零售业务和管理资产（不过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及本周以18亿美元出售其持有的中国上海农村商业银行20%的股权。澳新银行持有的其他三家亚洲银行的重要少数股权也正在处理中。
澳新银行在亚洲的机构银行业务将得到保留，但该板块也进行了大幅缩减以集中于高回报低风险的业务。
埃利奥特还同时预示未来澳新银行将可能出售其澳洲寿险业务、咨询、退休金和投资业务。
而且，埃利奥特的时机抓得也很巧。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他推行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未来美元升值对亚洲经济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利于该地区经济稳定的因素。
中国内部环境方面，多年信贷推动经济增长政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也为该区域增添了不确定性及风险。澳新银行在亚洲风险上升时缩减了该区域业务，这将有助于减少其资产负债表风险。
从短期来看，澳新银行对其亚洲业务进行重大结构调整并缩减规模的举措，战略上和战术上，皆可谓明智之举。
澳洲四大行本地争夺战拉开帷幕
但在这两家银行进行业务重塑及大规模海外敞口结构调整后，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对于澳洲银行自身和整个澳洲银行系统未来将意味着什么。
澳洲银行系统将迎来几十年间首次出现四家重要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n”一般指大洋洲的一部分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银行鼎立的局面，尽管澳新银行在该区域内只保留了一小部分的机构银行业务。
四大行的资产超过了该区域自身的经济体量，且其未来增长几乎全部来自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经济增长及信贷需求。其中澳大利亚占据主要地位。
金融危机后时代经济增速和信贷需求都相对疲软（房贷相关信贷需求除外），且未来数年内增长复苏和需求提振的希望似乎不大。
澳大利亚审慎金融监管局（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rthority）和央行（Reserve Bank），通过一系列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和限制收紧措施，将银行贷款从高风险的住房市场拉回到对贷款质量的关注上。
在后资源繁荣时代，按历史标准评估，商业信贷需求的增长空间不大。
金融市场对特朗普成功当选的反应是全球范围的债券收益率飙升，而债券市场的转向此前已然萌动。
去年年中开始，这一趋势就逐渐明朗。美联储不断偏向美元利率正常化的道路，而欧洲央行也缩减了其债券购买，很明显，其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弊大于利，而日本银行也得出了相似结论，把重点从扩大货币供应转移到重塑日元收益率曲线。
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市场利率的上升会逐渐反映到批发融资成本上，银行已经在其最新的贷款中开始悄无声息的重新定价来保护其边际利润，同时缓冲掉一部分资本充足率方面日益升高的监管要求带来的冲击。银行资本回报率目前已经大幅下跌。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国内环境中，若要保住收益的持续增长，减少资本回报率的下滑，这几大目前聚焦国内市场的银行久需要不断增加其本地市场份额。
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信贷的需求仍在增长，但时势表明，缺乏合作的情况下，针对既有需求的竞争将会加剧。
澳洲国民银行明确表示其主要业务重心将放在重拾其过去在中小企业细分市场的主导地位。澳新银行在国内的优势则主要体现在创业市场上。
澳洲国民银行和澳新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相对于联邦银行（Commonwealth）和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实力偏弱，而后面这两家银行都由于在危机前后进行了并购而羽翼渐丰。
悉尼和墨尔本的各大银行在业务组合上的差异化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也造成了短板。在零售银行业市场份额争夺中，墨尔本的银行会比悉尼的银行占优；反过来，商业银行业务竞争中，悉尼的银行会更具优势。
银行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以及澳大利亚审慎金融监管局（APRA）毫无疑问意识到需要在对增长的追求和对审慎行为和贷款的要求之间寻找平衡点。
来自股本回报率增长要求的压力会促使银行开展更多高风险的业务，并通过价格竞争来提高业务量。眼下四大银行紧盯国内市场，并将其作为长期业绩增长和股东回报的来源，这无疑将使压力加剧。
澳洲国民银行退出英国市场，澳新银行开始执行其放弃大部分区域的战略，这将使银行系统变得更加简单安全，也更便于监管局进行监管。
当四家按照全球标准衡量都称得上庞大的银行为了一小块地盘展开争夺，同时还面临保护因监管法令而严重下滑的资本回报率的压力，理性竞争和非理性竞争之间的界限，恐将不再清晰。
本文编译：Cynthia高晨曦 & Martha He
文章参考来源：
1、“澳洲人报”：《Big Banks to Fight over Shrinking Patch of Turf》作者：Stephen Bartholomeusz
2、“券商中国”－《外资股东撤出中资行背后》 作者：安毅
3、“中国经营报”－《澳新银行转战企业金融 战略调整或售中资行股权》 作者：张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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