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许多事情可供末日论者大做文章。这个国家快速增长的债务已从不到10年前的GDP的1.6倍飙升到了今天的2.6倍，似乎几已铁定会引发金融市场崩盘或者至少是大幅回调，紧随其后的很可能是连续多年的增长停滞。不过若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终能使这种预言不攻自破，那么这一年便很有可能会成为转机之年。
想一想此事：尽管信贷增长保持温和，中国今年的名义GDP增幅仍有望创出2011年来的最高水平。上半年的GDP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所需的信贷支持已经减少–事实上已经降至六年来最低水平。今年到目前为止，每1元人民币的GDP增长仅需2.9元的新增贷款支持，在2012年至2016年这几年里，每年上半年平均信贷密度是4元多一点，相比之下，现在单位GDP增长所需的信贷支持减少近30%。
人们对中国名义GDP数据的关注度不够，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也把重点放在实际GDP增长目标上。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带动近来的形势变化。普遍的看法是，钢铁、煤炭、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不能代表经济动能真正的改善。
然而中国的大宗商品生产商和重工业也恰恰是中国债务最集中的领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其的助力比任何其他领域都大。中国钢铁企业今年前五个月利润合计达到380亿元，去年同期只有90亿元。中国煤炭企业今年前五个月的利润总额更达1,230亿元。名义GDP增速加快，对于这些身陷困境企业的现金流具有极其实际的意义。
大宗商品的兴旺势头有助于数年陷身通缩境地的价格重新上行。一点点的通胀都会给债务人偿还债务带来助益，那意味着他们不必再借入那么多的新债来偿还旧债。虽然包括政府在内的大多数预期都是今年剩余时间里上游通胀会进一步趋缓，但是价格走势还是不大可能重新由升转跌。因此名义增长应可保持稳固。
最重要的是，中国似乎终于开始以一种比较淡定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了。自2016年年中以来，中国银监会一直在推动金融机构成立债权人委员会，重新就其诉求与债务人谈判。这类委员会多由三家或以上的银行组成，因此他们相互之间不会伤害对方利益，而是会将重点放在一个基本问题上，那就是困难时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常有的那种受损关系。
实际上，这种谈判尚未到进入法律破产程序的地步，只是一个进入这种程序的预警。在这种谈判中，银行会给予债务人一个宽限期，以此换取对债务人公司财务状况的清楚了解。一般情况下，银行会作出一定程度的债务减记并延长债务期限，同时一定程度地下调某些债务的利率。其他一些债务可以转给母公司，有时候会启动全面的资产重组。
由于这类委员会都是临时建制，所以关于它们并无详细的跟踪数据。不过在银监会3月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该会一位官员表示，过去一年中，全国范围内共有14.85万亿人民币贷款通过12,836个债权人委员会得到了“处置。”这些债务占到了中国企业债务总额的12%。
银行最终会如何在其资产负债表中体现这种贷款重议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一点对于未来评估银行体系的健康状况颇为重要。不过其对债务人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在缓和这些公司财务负担的同时–其中很多公司也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现金流状况改善中获益匪浅–这些债权人委员会应当也进一步降低了这些公司获得新贷款的需要。那也就意味着，无需像之前几轮紧缩那样，央行此番应当能够在不伤及经济的情况下减缓银行业的资产增长了。
这一切都不表示中国就真的走出困境了。现有信贷结构的改善需要配之以其他的努力，那就是让信贷资金流入效益较高的经济领域。目前看上去加大打击金融投机只是驱动新增贷款重新流入了房地产市场。所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不过央行从来就很清楚，真正的去杠杆是一个需要历时多年的漫长过程。改善新增信贷与GDP增幅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也是可喜的第一步。
(本文作者Andrew Polk是总部设在北京的研究公司Trivium/China的创始合伙人。本专栏并不代表彭博编辑或彭博有限合伙企业及其所有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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