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一项被称为“荒唐和奇葩”的官僚签证规定让澳大利亚人的伴侣不得不花费数千澳元飞往海外然后再飞回国内。
根据移民法律，在海外申请伴侣签证的人需要离开澳大利亚才能获得签证。同样地，在澳大利亚申请伴侣签证的人，在签证被批准之前，必须待在国内。
这一规定意味着，在大流行期间，内政部一直优先处理那些不需要离开澳大利亚的申请人的签证。
墨尔本女子艾略特（Amelia Elliott）说，她的菲律宾丈夫多明戈（Bowie Domingo）的海外签证申请因疫情而被推迟。
多明戈持旅游签证居住在墨尔本，但不能在澳大利亚工作。 这对夫妇表示，在多明戈的伴侣签证等了两年多之后，他们被迫采取了极端措施。
上周，他飞往新加坡，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伴侣签证获得批准。
艾略特说，她丈夫在飞机起飞后不到40分钟，她的移民代理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内政部的邮件，通知他的签证已经获得批准。
“这件事让我百感交集，但对如此武断的处理感到沮丧，多明戈还在空中，我想对他说，‘你能让飞机掉头吗？’”
多明戈随后从新加坡飞往珀斯，在那里他将接受两周的隔离，然后再乘另一架飞机返回墨尔本。
艾略特说，这次旋风式旅游的总费用超过6000澳元。
她还表示，她认识许多夫妇和年轻家庭的生活正被这一国内和国外签证的要求搅得天翻地覆。
今年早些时候，艾略特为一份呼吁改革澳大利亚伴侣签证制度的议会请愿书收集了9000个签名。
“这很荒谬，纯粹是官僚作风，它没有考虑到在大流行期间它让澳大利亚人经历了什么。”她说道。
“这不仅要花一大笔钱，而且还会让我丈夫面临感染COVID-19的风险，还占用了一个想要回家、滞留在海外的澳人所需要的座位和隔离名额。”
艾略特续称，这项规定迫使她的丈夫飞往海外，而这些过程让他们的经济陷入危机。
她卖掉了自己在Croydon的公寓，就为丈夫的签证申请筹集资金，他们在签证和移民中介费上预计已经花了大约3万澳元。
来自昆州的海耶斯（Ella Hayes）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她的英国伴侣弗莱彻（Dale Fletcher）可能也不得不飞往国外才能获得签证。
这对夫妇有一个10个月大的儿子，弗莱彻的签证已经等了近18个月，而此前他们已经支付了1.2万澳元的申请费和移民代理费用。
“这件事情太不可理喻了。弗莱彻人已经在这个国家，但是他们却给我们这样的家庭制造额外的经济压力，更不用说情绪和健康风险，而且你还要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隔离14天。”
内政部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正在考虑进一步支持受COVID-19疫情影响的签证持有人，包括拟结婚和伴侣签证申请人。”
“在国内的签证申请人可能有资格获得过桥签证，允许他们在等待伴侣签证申请完成期间与他们的伴侣留在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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