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主席兼前任财政部长Ken Henry反对现代政治，他认为现代政治只是堑壕战，在战斗中民粹主义是弹药，语言上的恐惧和愤怒代替了改革叙事。
在2017年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峰会上，Henry发表演讲，他说，现在政治在修订预算、税收改革、人口增长，基础设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方面让民众失望。
他呼吁商业人士站出来，提出改革措施。
“ 我们的政治家将自己深埋于战壕之中，在战壕里他们发表侮辱性言论，只是为了引起政治的窘迫。而民粹主义为其提供弹药。” 他说。
“ 这个可笑的场景全部通过多媒体全天候直播。澳大利亚人期待的国家甚至在这些战壕中都想象不到。”
“没有自信”
他概述了8个“拖了很久的改革” ，他认为这些改革是最低要求了。他还说：“ 我不能保证今天的议会能到实现这些紧急而有必要的改革。”
他认为，“今天的政治机能障碍”与之前一段时间的政策成功形成鲜明对比。那时候政治完全是对立而又盲目的，“ 但是如果党派斗争处理得当，政治竞争似乎就促进政策制定，而不是毁掉政策。”
他哀叹在过去十年，没有一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步联盟党、工党和绿党的支持，在此期间每一个政府提出的税收改革都“失败”了。
“ 至于在过去15年，在四份代际报告中提到的财政和经济长期发展以及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呢？还有在《 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the White Paper on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中提到的机遇呢？ 全被忽视了。”
“ 前段时间的改革叙事也被掩埋在恐惧和愤怒中。它并没有寻求解释。相反，它只是让人困惑，令人害怕。
“ 与此同时，平台崩塌。”
由于政治不作为，澳大利亚从一个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政策并培养了世界上最好的机构的乐观主义国度变成了一个无人关心“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的国家。
他指出澳大利亚有四个问题需要优先解决：修订预算、人口增长和老龄化人口解决方案、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落实方案、以及如何“充分利用亚洲世纪”。
然后在这四个方面，政府都毫无作为。
“你觉得谁有办法？”
Henry说，目前形势下，财政支出不受控制。预计到2020年底财政支出占GDP的25.2%，比目前的25.6%低，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个比例会再一次上升。与此同时，财政收入会过度依赖增加税收。
然而，由于财政预算不合理，政府难以解决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挑战。
根据目前的推测，澳大利亚需要每隔两年建一座可以容纳200万人的城市，每隔十年建一座像墨尔本或悉尼那样规模的大城市，而目前政府毫无计划，似乎是想“塞”更多的人口在悉尼和墨尔本。
“ 你听说哪个国家领导人提到这个问题了吗？你觉得谁会有办法？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全新的措施规划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他说。
Henry认为，目前能源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貌似气候政策造成的混乱。
“ 至少14年前，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得知急需解决商业信心、能源以及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危机，因为我们没有可靠的长期措施来减少碳排放。” 他说。
“ 这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完全属实，上述问题目前更加严重。至于如何充分利用亚洲世纪带来的机会？你现在甚至根本不会听到我们的领导人谈论这个话题。”
他说四个优先发展的问题可以通过实施至少八项改革来实现，他们分别是：
· 与政治无关的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定价，包括道路使用收费。
· 制定更低的公司税率，或者一些其他的机制大幅度减少海外产权资本公司的成本，这会比目前议会正在考虑的政策效果更好。
· 取消住房的印花税。
· 制定相应的利息和资本利得税
· 彻底改革以州为基础的版税
· 根据市场价格信号缓解气候变化造成的问题，长期投资能源行业。
· 提高商品及服务税的基本利率和税率。
· 调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角色和责任。
他警告说，这个预算案不能有任何的资金妥协，比如给低收入者补偿更多的商品及服务税。
“ 我强调了这些是这一系列迟到的改革中最需要实行的。要牢记我们目前的财政状况，对超过正常指数的财政预算进行资金补偿，这样的“ 购买改革（ buying reform）是行不通的。” 他说。
“ 改革要能直接加强财政预算，而不是削弱它。当然，我对这一系列紧急而又必要的改革能都被议会实施没有信心。”
Henry博士说，商业领袖要能够更多地倡导改革并积极不断地帮助人们解决由于变化来带来的后果。
“ 我们没有帮到任何人—尤其是我们的股东——一方面，当我们鼓吹我们创造了工作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商业活动对社区和环境造成了影响。”
“ 要由商业来做出改变，引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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