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采取诸如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在一些区域中心落户，而不是支持已经走向没落的行业，情况会是怎样呢？我们认为这样的举措不仅可以让澳大利亚免于落得个“保护主义”的名声，同时还可以帮助消除国内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迄今对于逐步没落的行业，政策制定人士往往总是试图重整这些行业。为此，他们不惜重金进行员工再培训、小额补贴搬迁企业、并试图让年轻一代的教育与全球化经济相衔接。但是，单凭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
当然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做大经济规模。但是在做大经济规模的同时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一方面，急需型技能人才薪水直线上升，缺乏这些技能的人才可以通过再培训加以适应。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很多人并未真正完全适应。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英国脱欧、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竞选人勒庞（Le Pen）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旧式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的再次兴起将是一场灾难。后果的严重性无异于拦截高速行驶的货运列车。这样的举措显然无法奏效，同时因此掀起的反全球主义力量最终也只能是自食恶果。
保护就业岗位
十二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出版。书中，弗里德曼强调了全球化的必然性，同时也承认全球化过程中存在赢家和输家。
他认为克服全球化弊端的最好途径是：在改善医疗保健和退休福利的同时通过技能再培训提高工人的适应能力和移动性，此外重点发展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为适应全球化做准备。
当年弗里德曼和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以及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共同执教过一个新生班。期末考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移民政策是否和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一致？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认为非经济考虑因素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开放移民、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情况？
12年过去了。事实证明全球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而今在特朗普时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各种壁垒、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开放移民、自由贸易的原则开始被逐步遗忘。
上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项名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行政令。对此，比尔·肖顿（Bill Shorten）回应称：“我们将执行购买在澳大利亚、发展在澳大利亚、制造在澳大利亚、岗位在澳大利亚的政策。”澳大利亚联合政府虽然并未关闭对外国人才开放的大门却一直在忙于扮演“银行劫匪Willie Sutton” 的角色。它们的逻辑是因为银行有钱所以要向银行征税。
经济学家们被指对反全球化转变负有一定的责任。尽管他们一直强调自由贸易可实现经济规模的最大化，实现社会分工的最佳化。但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看到工作岗位流失。有的时候甚至是整个行业或者整个地方的就业岗位流失。
单凭现金流实现经济蛋糕重新分配是存在问题的。因为这么做需要大量的金钱，且并未让没落城镇的地域性问题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么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就业所带给他们的那份尊严和存在感。
虽然重新培训一名55岁的钢铁工人以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替代方案同样存在。
重点放在城镇而不是行业
与其支持已经走向没落的行业，政府不如采取诸如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来鼓励企业在一些区域中心落户。鼓励政策可包括降低公司税率、取消工资税或直接从资本投资中直接扣减以及贷款担保等。
资金应该流向一个一个的城镇。如果一个大规模的企业落户在某个城镇，那么人员也会相应的迁往这个小镇。这一点是鼓励行业发展所无法实现的。
大企业落户某个城镇，人们领到薪水会推动其他外围就业，反过来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们前往，推动当地更多企业的发展，实现当地经济繁荣。城镇是协调良性循环的核心。行业固然重要但是却实现不了城镇的协调作用。
政策制定者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城镇问题”。全球化影响深刻的城镇和地区虽然人员流动并不容易，并且不是每个城镇都能轻易实现上文中提到的良性循环。因此，确定那些可以通过注入商业活力实现良性循环的城市进行发展至关重要。
这样的方式并不是完全没有先例。中国就把新城市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规划的重心。在吸引人们迁往当地之前进行城市规模建设和配套基建完善工作。例如，近期中国政府宣布在北京附近兴建“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建成后相当于纽约的三倍面积。
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可以说是迫于人口增长、城市化压力和环境问题。但是中国发展的例子也彰显了将城镇打造成政策中心的优势和可行性。政府的重心应该放在打造一个成功城镇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和条件，而不是放在如何延长某个行业的寿命。
澳大利亚目前因负扣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导致房市需求上升继而引发了住房可负担性危机。因此，引导新企业和新资本流往区域城镇显得尤为重要。“选择城镇”的战略规划有助于解决住房可负担性问题。
目前的民粹主义政治是全球化副作用的产物。采用旧有的行业政策无法让问题得到成功解决。此外仅关注全球化的聚合效益也不可行。我们需要关注那些可以获得成功的地区，实现效益重新分配、焕发经济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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