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澳大利亚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一直走之前的老路，那么我们所谓的良性经济政策会出现反向倒戈的情况。
当下正是艰难的时期。尽管每个发达经济体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国情。但是彼此之间又面临着很多同样的问题比如说低通胀率。从目前来看，低通胀率或将持续时间较长。另一个共同的问题是生产力改善持续疲态的问题。
接下来是工资增长率的问题。据了解，工资增长率自2012年年中开始放缓，连续数年呈现疲态。目前我们不清楚造成工资增速放缓的原因有多少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又有多少属于结构性因素所致。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结构性因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虽然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忙于解除固定薪酬制度和消除所有与工会相关的条条框框限制，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无形之中已经剥夺了员工的集体议价权。
乍一听觉得企业和高薪高管的梦想成真，但是事实却正是如此吗？工资是经济中的关键变量。工资水平可能存在过高或则过低的情况，经济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持续缩小工资支出以期扩大国家收入利润实际上是不现实的行为，并且将最终付出经济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多重代价。
工资其实是一国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来源。无论是个税，还是所有其他间接税（如商品服务税）都是最终回归至一个一个的家庭。
如果消费价格增长处于低位，在一定时期内名义工资增长率低并不一定就是忧患。与广大工薪家庭和经济各部门（不含政府）真正息息相关的是实际工资。
运营健全的经济体中，实际工资增长率应该与劳动生产力改善情况保持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从经济进步中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
问题是在美国，这种关系在30年前就已经被打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该国绝大部分实际收入的增长掌握在极少数家庭的手中。
贫富差距也因此扩大。财富的增长从最底部的庞大支出群体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群体。我们看到消费增长随之放缓，进而影响到生产。此外，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普通选民的幻想破灭。
有迹象表明实际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可能正在出现瓦解。相关指标——实际单位劳动成本指数（index of real labour costs per unit）本应保持在100上方。但是我们发现该指标在2016年期间下滑了3.3%为98.1。该数据是自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如果工资增速持续疲软。我们势必需要思考既往健康的关系是市场作用的产物，还是劳资关系体系在雇主与工会的议价能力之间实现的良好平衡。
如果劳资关系出现瓦解，我们如何才能恢复健康的劳资关系？如果要采取和过去几十年不同的做法，政府就不应该增加针对雇主的监管负担。如果试图通过加强工会的计提议价权，也需要相当谨慎。
最后我们的观点是：各形各色的政府都必须依赖递进税率来实现税收收入满足政府开支的增长。但是递进税率却同样依赖合理的通胀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
如果通胀率持续低位而实际工资增长率停滞不前，那么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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