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可能一度紧张，但两国的贸易关系正日益密切。最新的贸易报告显示，今年6月，中国成为澳大利亚40%的出口目的地。
仅仅在三年前，中国在澳大利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才刚刚达到30%。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20%。
上一次一个国家在澳大利亚商品出口中占据如此大的份额是在1952年，当时是英国。日本在澳大利亚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三分之一的峰值，目前已降至14%。
在液化天然气销量飙升、铁矿石和煤炭价格高企的支撑下，澳大利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利润在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里增长了27%。这几乎是其他市场增长率的两倍。
尽管中国的贸易平衡对澳大利亚极为有利，但中国商品的进口也在迅速增长。在过去的财政年度，我们从中国的进口增长了15%，而从其他地方的进口下降了2%。贸易双方的企业都在赚大钱。
两国贸易关系的紧张程度令策略师感到担忧。ASPI执行董事詹宁斯(Peter Jennings)认为，中国的“经济主导地位”正在影响政府的战略思维。他说，我们迫切需要一种使经济关系多样化的战略。
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动力煤出口今年早些时候受到限制，以惩罚特恩布尔政府的外国干预立法。然而，海关的拖延很快蔓延到所有的动力煤出口国，很难看出其中的政治意图。
中国正在努力提高动力煤的自给率(目前中国95%的燃煤用于发电站)，同时降低煤炭在整个能源市场的份额。
中国政府推动减少碳污染的一个结果，是澳大利亚对华液化天然气(LNG)销量的惊人增长。联邦银行大宗商品分析师Vivek Dhar说，澳大利亚去年对中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增长了37%，而对日本和韩国的天然气出口分别增长了10%和13%。今年6月，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市场。达尔说，他多年来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这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战略事实:中国严重依赖澳大利亚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没有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和炼焦煤，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无法运转。液化天然气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能源来源，而通往澳大利亚的快速海上航线使其成为首选供应商。如果澳大利亚航路出现任何持续中断，中国航运业将很快面临危机。
教育——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第四大出口——更加脆弱。包括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和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在内的主要大学，多达三分之一的收入都依赖于中国的招生，这让它们暴露了自己的风险。
中国重视进入西方大学的机会，其中产阶级重视英语教育，这使其对中国需求具有弹性。
教育强调了任何使经济关系多样化的战略都是不可能的。悉尼大学副校长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称，政府资助的风险比外国学生更大。然而，即使在一个假设的世界里，政府增加了教育经费，如果可能的话，一所大学仍然会接受下一名外国学生的入学申请。没有一家企业会轻易拒绝顾客。
澳大利亚对华贸易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非传统出口的增长。而大3铁矿石、煤炭和LNG-account超过三分之二的商品出口到中国,未来20最大的澳大利亚出口的总价值上升了超过70%在过去的5年里,超过澳大利亚被来自日本以外的任何其它市场。
其中一些收益——例如大麦和牛肉——得益于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而其他收益——如药品、小龙虾、葡萄酒和婴儿配方奶粉——则反映了中国中产阶级的需求。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笔好生意，也是整个贸易关系背后的推动力。
尽管美国政府的重商主义做法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是坏事，但关注消费者福利的经济学家强调进口的价值:只有获得价值最高的商品和服务，才能提高生活水平。澳大利亚消费者受益于低成本的中国技术和家庭用品，而企业竞争力则通过获得低成本的中国工业用品而得到提升。
经济关系的强弱确实决定了政府的战略选择。例如，澳大利亚没有遵循美国在南中国海中国建造的岛屿附近的航行自由行动。然而，繁荣符合国家利益，澳中关系在过去15年实现了这一点。
最直接的风险更多的是经济风险，而非战略风险。中国政府面临着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即在不危及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偿还巨额债务能力的前提下，实现可控地放缓不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试图通过资源密集型基础设施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可能已接近极限。
在过去15年的几乎所有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向中国供应的大部分商品的卖方市场。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一直维持在上个世纪的最高水平。
尽管双方都相互依赖，但在经济低迷时期，这种平衡将发生转变。这将成为一个买方市场，澳大利亚可能更容易受到来自其最大客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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