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法克斯媒体（Fairfax）和ABC电视台Four Corner 时事节目联合对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影响力进行深度调查，节目内容指责中国政府涉嫌在澳大利亚通过政治掮客向澳洲的政党捐献大额政治献金，并且左右学术、拉拢社团。同时，在节目中澳洲国防和情报官员也表达出对中国共产党试图影响澳洲政治的忧虑， 并且警告各政党和民众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会给澳洲的主权带来直接威胁。
这部名为“Power and Influence”的专题节目指出，澳大利亚两位华商向自由党和工党的捐款总额高达数百万澳元，引起了澳洲情报安全机构的关注和调查。尽管调查结果未知，但Four Conner的专题节目揭开了澳洲华人政治参与的神秘面纱，引起澳洲民众的关注，在华人圈里也引发热议。
华人政治捐款，澳洲媒体炒冷饭？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公布了主要政党在2013-14年接受政治捐款的具体数字。这本来是选举委员会每年的例行通报，但今年捐款大户的名单上集中出现的华人姓名，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2013年是澳大利亚的大选年，大选年也是政治捐款最活跃时期，因为在大选年各政党需要大量资金去支持各个选区政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在2013-14年的捐赠者名单上，一个华人的名字赫然在列，此华人是当年工党最大的“金主”，向工党捐赠了85万澳元，也是当年一次性政治捐款数额最高的政治捐款。
工党前五位捐款人中，4人有中国背景。其中一位捐款人周泽荣是一位知名澳籍华人，他是以自己的公司——侨鑫集团的名义做出捐款的。作为一位成功的地产商，周泽荣已经移民澳大利亚多年，与澳政坛主要政党都关系密切。在为工党捐款的同时，他也为自由党捐款。2006至2016这10年间，周泽荣向澳大利亚多个政党捐款超过400万元。
一名正在调查华裔捐款人事件的澳大利亚记者表示，华裔社区进行政治捐款的情况以往也有，像周泽荣等人，长期与主要政党保持密切关系。而2013-14年度，华裔捐款情况比较突出，与陆克文重当总理有很大关系。
近期另一位频繁见诸澳洲各大媒体的华人政治捐款者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深圳玉湖集团的创始人黄向墨。黄向墨2011年移居悉尼，并在当地发展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至2016年，黄向墨向澳大利亚工党、自由党和国家党共捐款269万澳元。
可以看出，澳洲媒体对华人政治捐款早有关注和报道。但是媒体通常不会因为捐款者是来自某一特定群体的人士而报道，真正吸引媒体聚焦的是政治捐款涉及的数额。
试想，如果黄向墨和周泽荣向澳洲各主要政党每年捐款1000澳元，澳洲媒体还会有兴趣报道，并且耗费人力财力和时间来制作专题节目告诉澳洲民众他们捐款的1000澳元对澳洲国家安全有何影响吗？
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每年都会在其网站上公布澳洲各政党收入的政治捐款的情况，包括捐款人和数额。每次公布之后，澳洲各主要媒体会对排名前列的捐款人做深入报道和分析，来揭示捐款人的动机以及捐款人与接收其捐款的政党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澳洲媒体要做这类报道？
这要从民主国家媒体的作用说起。这里简单谈一下媒体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功能。
媒体的政治功能包括：传递政治信息；左右舆论，设定议程，影响政府决策；监督政府和政党等三个主要方面。
澳洲媒体做这类报道其实是在发挥监督政府和政党功能，通过对捐款人的深入报道揭示政党和捐款人之间有没有诸如谋后交易、权力寻租等问题。即便普通民众也会思考，一个人捐款上百万给某个政党，而不求回报，难道只是有钱任性？ 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富人要比穷人需要和拥有更多的人际资源和话语权，对于国家来说，道理也是如此。
但是也不能否认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包括澳洲媒体在内的个别西方媒体在报道来自中国的商人政治献金议题上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但是回到之前所提到的，重点不在于钱是谁的或者钱来自哪里，重点在于捐款数额有多少。
数额的多少遂即又引出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政治捐款有什么作用？真的能影响国家主权和安全？
政治捐款的作用
政治学里有一个概念叫侍从主义（Clientelism）, 即以人情为基础所建立的利益交换关系。
为了在选举竞争中获得胜利，政党及其政治人物会使用各种方式来争取选民支持，依靠‘侍从主义’是一种常见的方式。对于政党来说，选举胜利是终极目标，要获胜就需要获得比其他政党更多的选票。
政党和政治人物通常的做法是选前给选民画一个美好的大饼，吸引选票，并声称选胜后兑现这个大饼。关于侍从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在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时，到煤矿业集中的中部各州宣称振兴美国煤矿业，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增加矿工就业机会。在佛罗里达，许诺美国古巴裔选民上台后要废止奥巴马对古巴温和的外交政策，改走强硬路线。
中国大陆对岸的台湾，选举也带有浓厚侍从主义的色彩。政党提供好处给特定一部分选民，希望获得那些选民的支持；小至贿选买票，大至利用政府合约或营业许可来换取选票支持都是侍从主义的常见作法。
政治捐款也是这个道理，这里谈的是大额政治捐款，如黄向墨和周泽荣所捐数额。
上文提到，侍从主义是政党与特定政治利益交换的关系。作为商人，尤其是房地产商人，当公司规模或者项目规模增大的一定程度，其对应的政府层级完全不同。规模越大，需要接触的更多的是各主要政党以及州政府以上的政治人物。
商人希望通过政治捐款这一合法的渠道获得政府和政治人物的照顾，如获取优惠的投资条件和政策、放松对其商业活动的监管，或加快商业项目审批进度等。政党在挑选获得利益的对象时，考虑的并不是该团体是否最穷困而需要资源，也不是该企业是否最有能力获利而带动整体经济，反而首先考虑提供好处给哪些对象能够动员出最多的政治支持，其中政治捐款就是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小额政治捐款，更多的是表达对特定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支持。在澳大利亚，政党的募款活动很多，也不独在竞选期间才用。
华人社团举办此类活动，通常以餐会的形式举办，捐款人以买宴会位子、甚至包桌的形式捐款。捐款多的可以被安排在主桌，与主要政党人物同桌吃饭、聊天，单独合影。而花钱少的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同主要政党人物照集体照。
在华人社区也不乏一些捐款者，通过捐款获得与澳大利亚领导人的合影。合影的照片当然不是为了挂在家里独自观赏。这些捐款人往往带着合影回到中国“秀”给他们在中国的商业伙伴看，作为自己的信誉和能力的背书。
不管是小额捐款还是大额捐款，都是捐款人以捐款的方式试图影响政党和政治人物，或与政党以及政治人物做利益交换，但是实际上华人政治捐款的影响力相当有限。
首先，由于利益分配权集中在政党和政治人物，捐款人诉求的实现依赖于这一诉求是否与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诉求和利益是否一致。
其次，华人选票占据很小的比例，再加之华人内部不团结，各华人社团之间分化倾向比较严重，无法影响大选结果。
第三，华人以及华人社团对于选举政治的规则运用尚处于摸索阶段，无法有效的讲政治诉求与政治捐款相结合。
华人政治捐款有限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涉及澳洲政府对中国某些议题的立场，如南海问题。除此之外，对澳洲的国内政治影响微乎其微，更谈不上威胁澳洲国家安全和主权。
政治献金直指澳籍华人，有失公平
近段时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和费尔法克斯传媒（Fairfax Media）公司联合制作的“中国软实力影响”系列节目，在澳籍华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节目中也充分体现出澳大利亚公众对华人所普遍存在的误解。
首先，澳大利亚公众需要了解的是“澳籍华人”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多元化和异常复杂的群体。澳籍华人包括中国大陆的移民、东南亚的华侨移民、以及淘金潮一代的移民。与其他问题一样，少数人行为和决定并不能代表整个群体。
谈到政治献金和影响力，澳籍华人并非唯一有份参与的群体。
根据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Australian Electoral Commission）公布的澳洲各党派政治资金来源数据。
数据显示，自由党申报收到1471万澳元的捐款，其中包括原澳洲总理阿伯特（Tony Abott）友人、矿业大亨Paul Marks 130万澳元的捐款；工党收到了1036万澳元的捐款，多数来自于各个工会，如商店、分销及联合雇员协会（SDA）、联合之声（United Voice）等。
数据显示，上个财年Paul Marks以130万澳元的捐款成为最大的捐献者，其次为华裔亿万富翁周泽荣（Chau Chak Wing）所有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公司Kingold Group捐款86万澳元，Pratt Holdings（即知名包装、纸张和回收产品公司Visy）捐款85万澳元，Village Cinema母公司Village Roadshow（ASX: VRL）捐款63.62万澳元以及知名商人Graeme Wood捐款63.60万澳元。
此外，根据《悉尼先驱晨报》2015年7月30日报道称，黑手党也曾提供资金说服时任澳洲移民部长的Amanda Vanstone同意为黑手党成员办理签证，当时黑手党成员很可能就是通过政治捐赠制度渗透进了澳洲联邦政治体系中。
根据澳大利亚研究所（The Australia Institute）发布过的调查报告中也披露：之前将澳洲经济推向顶峰的矿业也曾陷入政治献金丑闻；据称，多家澳洲国内和国际采矿公司很可能通过向联邦和昆士兰州自由党和国家党捐赠政治献金，获得了昆州六个有争议采矿项目的批准。这些采矿公司从中获得了政策、批准以及法律等多方面的好处。2008-2014年，约90亿万澳元的昆州税收也被用来补贴矿业。
由此可见，媒体不应该将澳籍华人视为个例进行报道，误导澳大利亚公众。尽管调查报道中的所提到的问题是需要曝光，但是不应给公众造成误解。目前澳媒的报道中，很容易会导致澳大利亚公众对现有或未来的澳籍华人产生误解。与所有澳大利亚公民一样澳籍华人也有参与政治进程的权利，也有推动解决有关我们切身利益问题的权利。
在政治领域施加影响力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游说、公关、参与宣传团体、加入政党、参加竞选等等。但实际上澳籍华人和其他多元文化群体进入政坛的难度非常大。
澳籍华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多元文化群体（华裔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4%，中文是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语言），但是，我们在澳大利亚议会的代表席位却非常少。没有代表席位，澳籍华人就很能通过其他方式参与澳大利亚政治进程，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
像许多多元文化群体一样，澳籍华人很少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澳大利亚政治进程、决策、候选人选拔和政策制定。相反，他们往往被视为在竞选期间筹集资金的工具。可以说澳大利亚政党不是在动员澳大利亚的多元群体，更确切的说他们把澳籍华人等多元文化群体看做是移动取款机。
谈到与多元文化群体的互动，澳大利亚政党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虽然他们希望从该群体处筹集资金，但是在选举时他们又很少考虑这个群体。在很多多元文化群体看来，给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似乎是获得话语权和参与政治进程的唯一途径。通过走访了很多多元文化社区，我们发现这些群体对政党只有在缺钱、需要拉选票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颇感沮丧。
海外人士的政治献金需要被禁止，一般的捐赠也需要增加透明度。政党不应该高度依赖金钱和捐赠来赢得选举。如果竞选双方在人力资源上进行更大的投入，选举将更具成本效益。澳籍华人与其他多元文化群体一样，在每次大选时应该享有受邀就政策制定谏言献策的权利，而不是被当做提款机。我们有想法、有见解。我们需要被严肃对待。
澳籍华人理应享有参与澳大利亚政策进程而不受到任何非议和质疑的权利。因为澳籍华人也是澳大利亚公民中的一份子，我们不应该被单独挑出来被媒体品头论足。政治献金缺乏透明的问题不是澳籍华人的问题。澳籍华人期望与澳大利亚民众一道解决这个问题。
不沦为“现金奶牛”，华人如何参与澳洲政治？
要向政党捐款需要钱，作“现金奶牛”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需要更多的钱。对于普通的小额政治捐款，政党领袖或是政治人物不会想要知道这些捐款者是谁，更不会去了解这些小额政治捐款者的诉求。想政治捐款，缺囊中羞涩，怎么可能“理直气壮”。
对于大多数澳洲华人，政治捐款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但也是最没有效用的方式。政治参与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写请愿书、参与抗议游行示威、直接与选区议员联络反映问题寻求解决、以及参加政党的各类竞选活动。不同的政治参与方式带来不同的效果，华人在政治参与时还需要讲求成本和效率。如果想要对澳洲政府的决策有比较大影响力，华人参政就不可避免。站出来竞选公职是今后华人必走之路。尽管华人参政会对澳洲政府的政策有个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华人参政的门槛很高，需要具备如下要素（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 站出来竞选公职的华人需要更“接地气”，对澳洲法律、政治、社会有深入学习、了解；
2. 竞选公职的华人需要忘记自己的华人背景。比如竞选某个选区的议员，华人候选人应该认识到自己是整个选区选民的候选人，而不是这个选区华人选民的候选人，避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错误。
3. 会沟通，能协调各方面利益，解决如何加强华人社区内部、社团之间不团结的老问题。
4. 要让形象好的优秀华人出来选，英语流利，熟练的掌握并运用政党政治规则。
如果华人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只顾各自闷声发大财，今天澳洲媒体可以将华人合理合法的政治捐款说成对澳洲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明天就可以制造出另一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而且华人也不能再以种族歧视为理由回应对方，试想，如果一个群体总是受到别人的种族歧视，总是被动的回应，而非做出实际的改变让对方不敢对华人种族歧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呢？
本文信息来源：abc news、悉尼先驱晨报、澳洲金融评论报、澳洲人报、太阳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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