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澎湃新闻发布的一篇文章，文中描述：雾霾之下，三位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离开了北京，有的在家中设置了“防霾网”，还有的母亲决定和周围的人一起行动起来……
其中有一段描写生动贴近生活更是一字一句的敲痛每一位读者的心扉：
“我是普通家庭中的一个，就只能做好防护。”都海虹很无奈。
她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一所高校当老师，女儿正读六年级。无论从工作或孩子教育的角度考虑，她都无法想象搬迁。保定位于石家庄和北京中间，空气质量常年排全国倒数，1996年她来此读大学，记忆就蒙上了一层雾气，只不知道有没有霾。
“张家口是没有雾的。”都海虹说起家乡眉飞色舞。小时候镇上有条河，很大很清亮，还有水鸟，她们放学都去河边玩。今年夏天，她带着学生去张家口的农村做调研：“对比太大了！张家口那个蓝天，你看着都觉得晕。”张家口大片接壤内蒙，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是北京西北方的上风口，重污染企业也很少。
都海虹怀念敢深呼吸的日子。自己走不了，她希望女儿读高中时能出国交流：“赶紧走，走得越远越好。”以后读大学和工作，她也希望女儿能去没有雾霾的地方，钱赚多赚少都不重要。她筹划着，等女儿上大学后，自己也不留在保定了，早点退休去别的地方。
2016年12月21日下午四点，她去接女儿放学时忘了拿口罩，总是下意识地用毛衣领子捂住口鼻，尽管明知道没用。保定当天的空气，没戴口罩让她觉得窒息。
车停在学校附近，提前等在路边。这是都海虹现在的习惯。学校有夏令时和冬令时，有一次她记错时间，让孩子等了半个小时，至今想起来还懊恼：“我心里特别愧疚你知道吗？就怎么能让她在室外生生待了那么久呢？”
等女儿和两个小伙伴一起坐上车，她问：“教室的空气净化器今天开了吗？”“开了。”女儿说。空气净化器是学校今年新装的。由于天气原因，秋季学期体育课基本停上，学生们都在教室里窝着。周二和周五下午的“阳光体育”也停了。都海虹觉得好笑：国家实行阳光体育计划，是为了让孩子们多锻炼身体。可这天气，锻炼什么呢？”
岁末年初，雾霾再度成为国民话题。毫无疑问，空气污染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早就不局限于公众的健康本身，已蔓延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些居住在经济发达地区、深感雾霾之苦的中高等收入群体人士产生离开的念头。
逃离雾霾
逃雾霾可不是开玩笑！每逢法定节假日，或者个人年休假，一些生活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中高等收入群体人士选择度假目的地，最重要的考虑往往是当地空气质量如何。不管这种被形象地称为“洗肺”的举动有没有用，它至少表达出了一些人的态度：以个人的努力，无法控制雾霾是否发生，就选择逃离。
如果把以旅行等方式逃雾霾，视为人们对自己健康的重视，对良好空气质量的诉求，那么这种情感表达当然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认为是环境污染的必然代价。
然而，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频发的雾霾，永久地离开所居住的城市，而且这些人中间很多还是城市的精英，对这种现象就不得不引起重视。精英的散失，对城市发展的不利影响无疑是长远的。
离开的不再回来，走不了的开始行动
自从人类脱离农耕文明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城市就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阵地。总体而言，城市吸纳人才、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一个城市越大，在区域中的中心地位越明显，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就越大。“大城市病”反倒显得没那么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较低水平，特别体现在城市化的质量上。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城市化质量的一个标准。不过，对于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很难给出一个确切标准。同样一个人的收入，放在三四线城市可以算是中等收入，放在一线城市可能就算偏低的收入。但是，那些有实力因为雾霾逃离城市的人，无论从个人心理认同上，还是社会观感上，大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这些人逃离城市，无疑是对城市化质量的一种损害。
逃离雾霾，是个人的价值选择，往往出于理性。毕竟，与健康相比，外在的荣誉、收入乃至子女教育都可以放在其次。这种理性导致了人心的散失。在短期内，城市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城市精英选择离开，那么，人口增长就无法阻止城市化质量的下滑。长此以往，城市的锐气就会丧失，城市就会从发展的动力变为障碍。
只有把人留下来，特别是把“关键”的中等收入群体留下来，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城市发展才能持续地良性循环。
逃离的人越多，参与治理的人就会减少，推动环境改善的积极力量就会削弱，治理的难度进而变得更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后果，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块倒下去，直到压垮人心中最后一根稻草，让人对城市产生悲观的预期。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如果雾霾成为长期的，城市将发生什么？
首先，人口将从大都市向雾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区迁徙，前提是雾霾被医学确认为肺癌和抑郁症的长期主因——极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和心脑系统疾病的短期主因——极不利于中老年人养生。
其次，如果中国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这一效应十分类似于持续战争诱致的移民潮。
谁也无法阻拦，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一最低需求，这一社会就不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
与战争难民的年龄结构类似，在成本制约下，雾霾难民更多由儿童和年轻人组成，因为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续他们的家族（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关于人口迁徙的各种学说当中，适用于雾霾移民的是“pushing-pulling”与“移民成本”的联合作用模型。所谓“pushing”就是被本国的恶劣条件“推出去”的那些人。所谓“pulling”就是被他国的优厚条件“拉出去”的那些人。
如果移民成本足够高，不难想象，最适合移民海外的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欢本国生活条件并且具有高学历从而很容易被他国“拉出去”的那些人。可是，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呀。
那时，根据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见度不过五米，昼夜灯火通明，防毒面具和氧气筒（至少在新技术出现之前）成为与iPhone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设备。由于终年不见阳光，“雾霾抑郁症”成为北京地区最常见且最高发的心理障碍。
因此北京地区工作人群的必要劳保条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更多时间在外地度假，每年这样的假期可能长达半年。
继续想象：由于“脑流失”，北京地区将只有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第一流的教师和学校将最早迁徙到污染更少的外地——例如张家界。接送孩子的校车，将从市内大巴改为跨市包机。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京津冀一体化，借助于政治强势，将大部分污染企业南迁。
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生存困难的北方人不断侵扰南方，可以一直侵略到亚洲大陆的最南端，或任何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污染的南迁，很可能是一种选择。
有多少人已经开始筹划“跨境躲霾”
根据仲量联行（注：仲量联行与第一太平戴维斯、高力国际、世邦魏理仕、戴德梁行同为世界知名的五大房地产咨询机构，是唯一连续三年入选福布斯白金400强企业的房地产投资管理及服务公司）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跨境投资者。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房地产跨境投资总额已超过2015年全年创记录的历史最高水平。
如果将住宅和土地购买一并计入，中国内地投资者今年前三季度的跨境投资总额已达到210亿美元，较去年同比上涨30％。去年该数据的同比增幅为45％。
中国对澳投资大增
跟据澳洲财政部2016年12月2日公布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近几年来，外国人对于澳洲房地产的需求增长很快，其中又以中国需求为主。2010年年中，中国公民获得的澳洲房产投资许可占外来总体的50%，这一数字在2015年年初上升到了70%。
这一消息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揭示了中国人偏爱房地产投资，尤其是海外房地产越来越受到中国投资人的青睐。可以说，这样的消息浮出水面，在业界人士看来，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表明，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个人和企业投资者购买的净外汇为2434亿美元，较2015年4659亿美元的历史高点有大幅下降——去年中国股市暴跌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也造成中国个人和企业投资者购买的净外汇创下历史纪录。截至2016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额从2014年6月3.99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降至3.17万亿美元。
说起海外投资，除了关注获利空间以及风险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中国人偏爱海外房地产的内因。
中国人喜欢投资海外房地产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荷包开始鼓起来了，有钱人越来越多，而国内一二线城市普遍限购，投资渠道狭窄，加之人民币贬值，伴随着中国财富阶层国际视野越来越开阔，全球资产配置开始流行，到海外买房买地的中国人逐渐多起来。
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跨境投资者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市场经济因素以外，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教育模式的转变、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法律法规等社会环境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
世世代代以来，中国人就十分注重买房置业，对房子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买房都是成家立业必备的物质基础。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把子女纷纷送出国内求学，很多留下来在当地发展。经济发达国家市场相对比较透明，法律法规比较完善，注重产权保护，且普遍为永久产权，对市场前景有稳定的预期。这些因素都是推动中国人到海外置业的主要因素。
而现在，雾霾更是成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理由。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跨境投资者本身应是喜事，但此刻看来却是让人思绪万千。
“也许，已经逃不掉了”
“离开的那一刻终究到来，可我们已经逃不掉，走不了了。”
人民币持续贬值，资金外流风险不断加大。中国人民银行接连下发规定，也被称史上最严外汇管制先是于2016年12月30日规定，自2017年7月1日起，对跨境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交易，银行需要上报给央行；随后又于2016年12月31日夜间对银行下发文件，从2017年1月1日起，个人购汇申报需要细化到用途和时间，禁止在境外用于买房及证券投资。
1月3日，中央气象台史无前例地发布了最高等级的红色大雾预警，预计3日－4日两天，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川等地有大雾，部分地区有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甚至低于50米。
除了发布大陆史上首个大雾红色预警，气象台还持续发布霾橙色预警，北京南部、天津、河北中南部及山西、陕西关中、湖北等地有中度霾，部分地区有重度霾。
受阴霾和大雾天气影响，多地交通陷入混乱。目前国内38家机场发布特勤预警，8大机场大规模延误。上海浦东机场186个航班延误、19个航班被取消。
北京机场方面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北京，首都机场取消了24个航班。所有从北京去附近城市的公共汽车都停止运行。
另据报导，一艘原定2016年12月31日抵达天津港口的游轮，因阴霾太严重，能见度太低，无法进港靠岸。船上2000多名游客只能待在船上，在海上漂泊了整整2天，连跨年夜也在游轮上渡过。直到2017年1月2日下午，游轮才得以停靠进天津港口。
如果雾霾一直不散，那所有人都是困兽之斗，没有人能逃离这场劫难。
因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抵抗雾霾载我们离开。
本文作者：Cynthia高晨曦
本文参考文献：澎湃新闻，中国青年报，环球时报，澳洲人报，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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