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顾问，也是昨日在北京启动的中国在澳农商投资报告的合作编辑 Alistair Nicholas 表示，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投资商正处于直线上升学习阶段。
Alistair Nicholas 先生是澳大利亚 Powell Tate 的执行副总裁，他表示，当管理者谈及位于北京或者上海总部的战略计划改变需求时，中国企业总是抓不住核心意思。
这份68页的报告，是从对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投资商的采访过程中，汇总得出的，报告的标题是：“投资许可成为问题关键所在：未经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通过”。
澳新银行的负责人兼中澳协会的主席 Warwick Smith 在报告的前言中表示，该报告着重强调了很多中国投资商未能获得在澳投资的“社会认可”，即可理解为当地的一种社会性认可，这不是法律规章层面上的许可，而是一种软性的接纳，但这种接纳对于企业的成功必不可少。
在中国经商13年，并在中国经营者一家咨询公司的 Nicholas 先生，还称：“同10年至15年前，澳大利亚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的情形没差，他们现在还要时不时陷入某些争端，纷争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返回中国寻求批准，然后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繁文缛节式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这样做，致使整个审批流程一再拖延。”
尽管中国企业通常会在最擅长的方面，在海外进行投资，但是他们仍然会紧紧钳制企业的运营，甚至几乎在进行微观干涉。
中国的投资商总会有一种零和思维，把每一次协商看成是一次较量，而不是为争取互惠互赢的机会。为此，澳大利亚企业的回应就是，要在谈判开始，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并且要明白，什么时候撤出。
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看中的地方很多，比如贸易的迅速发展，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等。
“但是，如果他们遇到阻挠，他们就会另寻其他投资地，比如，中国国家电网前不久，在对新州澳大利亚电网收购协议被堪培拉阻挠下来之后，就迅速转向了巴西。”
报告透露，中国投资商在一点上出现了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认为只要获得当地政府的合同认可，比如宁波奶制品集团收购维州 Gippsland 的五个农场，就足以在当地大举扩张业务规模。使实则不然，如果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向澳大利亚社会作出一种保证，这一点比收益利润更重要。
Nicholas 先生称，那些接受采访的中国投资商，都出现了一种错误观念，即中国企业之所以在澳大利亚面临种种问题，就是因为提供了太多公共信息，或者是传播了错误的讯息。
他说：“澳大利亚民众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投资商，就像中国消费者也希望对于他们购买产品的外国生产商进行一定的了解。”
有时候，中国企业未能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他们雇用的员工，很多可能是通过家庭关系引荐到公司的。一些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高层人士，很可能缺乏一定的资质。
其他的一些处于他们企业供应链的分包商，获得的待遇并不可观。这些企业要求服务供应商提供超过相应薪水的服务，或者有时候还拖欠薪资。他们都不明白服务公司的价值所在。
这些中国公司的分包商应该有自卫意识，确保他们在完成工作的时候，获得全额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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