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联邦22017/18预算案中公布了与负扣税相关的政策，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多数党中没有任何一个党对负扣税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新预算案中，现任联邦政府尽管对负扣税享有者异地房产差旅、厂房设备折旧费用做出了限制，但是利息支出仍然保存。工党方面则是希望仅对新房实行负扣税。
两党对负扣税应该进行改革心存共识，但是至于具体改革方式，两党的政策似乎都不正确。
允许个人住房投资损失从其他收入中扣除的做法无异于将个人视为一个投资公司，投资成本可从总收入中扣减。
如果投资个人像公司一样支付30%的企业税（或小企业税率25%），上述说法也无可厚非。但是事实上，待遇优厚的富人往往需要支付45%的税率加国民医疗税。这样一来，个人享有的投资税收优惠远远超过企业或超级基金（super funds）。
房产负扣税较其他投资优势非常明显。银行甚至期望放款越多，这样负资产额度越大，享有的负扣税收返还也就越多。
负扣税之所以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主要归结于：房产投资者可通过该政策相对自住房主在房贷和租金方面享有更多的优势。
此外，目前负扣税还是一项两党政策。
但是工党拟仅对新房实行负扣税。此举将引导大量现金涌入公寓项目开发。就算这是工党所预期的结果，实际应用却要再三深思：要知道公寓楼市场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在开发商提供10%的佣金诱惑下，很多房产销售中介的销售行为或导致相当一部分买房人负债过多。
新公寓房价高估已属常态。一方面公寓开发商往往是在“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定价，而在建筑工程效率低下和建筑师巨额成本的推升下，房价成本也水涨船高。
如果仅对新房执行负扣税，上述局面只会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开发商和销售中介会有恃无恐。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公寓房价已经存在泡沫，那么该计划只会进一步推升泡沫。
其次，对新房执行负扣税存在“歧视”之嫌且不合常理。按照工党的政策，投资者对现有房产进行彻底翻新以便“达到符合规定的新房政策”，从而提高住房存量和就业——这样的逻辑显然不合乎常理。
如果按照政府上周公布的预算举措：将异地房产差旅和折旧费用从负扣税中取消。此举所导致的效应与工党无异。
据财政部估计，差旅开支限制政策将在2018-19财年节省1.6亿澳元，2020-21财年升至2亿澳元。此外，取消厂房和设备折旧费用将在2018-19财年和2020-21财年分别节省0.4亿和1.2亿澳元。数据有待考证，且后者明显少于前者。
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就复杂程度而言，这些数据与新规不符。首先，不同成本区别对待实属武断——同样是成本，为什么差旅支出、厂房和设备折旧费用必须和利息要区别对待？
当然，政府有权对利息、差旅和折旧支出进行差异化，但是如果说这样做非常有意义则实属牵强。
政府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也是澳财长斯科特·莫里森和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一直指责工党的政策问题：撬动房市、减少供应，从而让住房可负担性问题日趋恶化。
开发商有赖于“折旧（depreciation）政策优惠”，特别是期房更是如此。现在将折旧开支从负扣税中取消势必会导致现有投资房“焐紧”手中房产。因为新房/期房购买中的折旧开支减免导致吸引力显著下降。
即使取消了差旅和折旧成本，但是允许投资者获得成本抵扣免于高边际收入税率，实际上是在扭曲房市、导致住房可负担问题进一步恶化。
负扣税应该得到更为全面、普遍的限制。简单的对新房和二手房、一类成本与其他类成本（利息和折旧/差旅成本）进行区别对待是武断且不合乎常理的做法。
在我们看来，最简单的做法是将收入中可抵扣负资产减半。这样一来，抵扣差异将介于边际税率上限和企业税率之间。另一可替代方案则是对申请负扣税房产总值做出限制规定。
当然，上述建议需要得到制度制约。其次与两党政策不符又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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