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顶尖人口学家 蔡昉称，中国需要降低儿童的抚育成本，以提振低出生率、减缓国内劳动力的下降速度。蔡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蔡昉表示，决策者应该通过幼儿园、学校和儿童看护等公共服务来降低养育成本，鼓励并不富裕的父母多生育。
此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蔡昉说，现在政策允许一家生两个孩子，但许多人–至少有50%–不想要二孩；鼓励人们多生育的人口政策应该是一揽子的政策方案，其中包括允许人们生二孩、三孩甚至更多的孩子。如果总的生育率能够上升，那么这些新生儿将是20年后的劳动力。
蔡昉说，政府至少应该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推出更多的扶持政策。他说，总生育率现在不可能达到1.6，远低于防止人口在长期内下降所需的2.1。中国在2013年放松执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一年前则进一步放宽为全面二孩政策。
众所周知，蔡昉是发现中国开始遇到所谓的 刘易斯拐点的首批经济学家之一；这个拐点指的是，剩余劳动力不复存在，进而推高工资、通胀和消费并削弱竞争力–正如中国形势随后的发展一样。
以下内容节选自最近与蔡昉的对话：
问：如果中国放松政策、允许生育三个或以上子女，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对此不抱很高期望。生育率下降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政策。我们预计，婴儿出生量不会增加太多。
问：总和生育率目前是多少？
答：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大的上升。从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的生育率总是非常低，在1.1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在这个数据上做些调整，我之前认为生育率在1.4。我们期望它升至1.6，但我并不认为真的可以达到1.6。
问：生育率能否上升，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答：生育率上升，可以减缓劳动力供应的下滑。中长期而言，可以通过增加高等教育开支来提高受教育水平。我的政策建议是，将义务教育范围扩大至幼儿园三年和高中三年。这将大大增加学校教育年限，而学校教育是生产函数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可能20年后，人力资本的质量将比数量更为重要。
问：鉴于劳动力不断减少、工资不断增长，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制造业的前景如何？
答：我对此很乐观，因为我们在技术和体制上都拥有后发优势。中国在这两方面与别人的差距是很大的。通过追赶先进的国家，我们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来为我们的制造业做好提速的准备。体制上的障碍也在增加企业的成本。有很多不必要的规定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中小型企业仍然缺乏融资渠道。产业政策会向公司提供补贴或其他支持，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手续繁琐、获取成本高昂。通过去除所有这些体制上的障碍，中国的经商环境将会得到改善。
问：有些经济学家说，由于一线城市限制人口，中国错失了规模经济的巨大 效益。这些城市封闭起来，从经济角度而言合理么？
答：中国一线城市最具创新活力、经济最发达。但你不能再让它们变大了。相较让人口进入北上广，政府更应该让小的、有活力的城镇变成中型甚至大型城市。
问：东京都市圈人口比北京、上海要多得多，但也管理得非常好？
答：管理能力是历史形成的，当前的水平无法应付这么多人。城市太大了，超出了市政府目前的管理能力。你不能指望管理能力一夜之间就提高。未来，应该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在任何一级城市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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