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澳洲中部的三个不同辖区都爆发了脑膜炎球菌疾病。悉尼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和传染病专家Lynn Gilbert教授说：“各辖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尽管在许多时间，不同的州和地区都是同一些成员在参与。”她说，正是在那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疾病监测和控制机构的必要性变得很明显。
在澳洲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国家疾病监测机构的倡导运动已经持续了三十年，现在，在COVID-19暴露了联邦卫生系统的缺陷两年之后，呼声日渐高涨。工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承诺建立一个澳洲疾病控制中心（CDC），包括澳洲医学协会、澳洲传染病协会和澳洲公共卫生协会在内的组织都说现在已经是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时候。
这场大流行突显了一些障碍。澳洲公共卫生协会首席执行官Terry Slevin说，“澳洲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分裂性质绝对考验了这个系统，这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阿德莱德全科医生和联邦AMA副主席Chris Moy博士也对各州、各领地和联邦之间缺乏沟通的情况感到沮丧。Moy博士说：“尽管我们有ATAGI（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但确实存在沟通的问题。”不断的变化和混杂的信息——包括对医疗从业人员如何处理潜在COVID感染的病人——造成了混乱，Moy说这降低了民众对当局建议的信任。
政府在过去十年内曾考虑过研究国家传染病控制中心的建议，但在2018年放弃了这个想法，认为“国家框架”模式更好。
悉尼大学传染病研究所联合主任、传染病医生Tania Sorrell说：“显然，我们需要一个可运作的传染病机构。但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不同的地方有各种模式，对CDC的实际用语也不一样。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组织，2022年的总预算为154亿澳元，有超过1万名员工，在美国各地有超过200个实验室。它的作用是收集有关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全国性数据，进行持续的监测、研究和诊断测试，向政府提供建议，并培训美国的公共卫生人员。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是——特别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该机构的科学独立性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应如何建立一个CDC？
澳洲版CDC的愿望清单上有几个普遍认同的项目，其中独立于政府这一点是重中之重。Gilbert说，澳洲的疾病机构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运作，不受政治干扰，但其建议也应该是透明的，“这样至少公众可以看到政客在哪里做出了与专家所说的和数据建议不同的决定”。
Gilbert说，CDC还需要得到安全、长期的核心资金支持，不受当时政治风向的影响。“CDC应该是负有责任的，可以接受审查。”
Sorrell说，这样一个机构也应该建立在澳洲联邦公共卫生结构的现有优势之上，而不是像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样，为了一个完全集中的模式而将其全部废除。
她说：“新州在这次大流行的早期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一套成熟的网络化公共卫生单位使其比维州当时的集中式系统更容易运作。COVID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你实际需要人的地方采取行动，你需要快速诊断和基因组测序，你需要快速流行病学反应。”
事实上，集中化对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说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大流行的早期，该组织将COVID测试限制在少数认可的实验室。这一点，再加上早期有问题的测试剂，造成了瓶颈，导致美国的反应出现严重延迟。
澳洲现在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州级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 Sorrell说该网络表现良好，但需要加强。
Slevin说，将该实验室网络正规化可以为整个网络设定收集和报告标准，并提供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共享平台。“疾控中心可以制定全国性的最佳操作系统……它可以与各州合作，使这种机制得到良好的规划、接受、嵌入和采用，为每个澳洲人创造利益，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司法辖区。”
国家疾病监测和控制机构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对实验室数据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在疫情爆发期间为国家、州和地方层面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提供信息，同时也在不断寻找下一个疾病威胁。
澳洲确实有一个名为澳洲传染病网络的机构，它隶属于联邦卫生部门。其职责是协调和领导公共卫生，并“为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最佳做法提供支持”。它还收集国家通报疾病的数据——那些被认为需要对其进行监测的疾病，其中包括从炭疽到肺结核等等。
参与建立澳洲传染病网络的Gilbert说，该网络过去在调查疫情爆发方面做得相当好，但由于报告延迟以及各州和领地不同的隐私规定，其应对疫情快速发展的能力受到阻碍。
Gilbert说，澳洲传染病网络也没有能力迅速分析和报告疫情。“他们研究并撰写报告，但每次疫情调查都会损失很多好的信息。”
Gilbert说，这些现有组织的另一个问题是，参与这些组织的人是在现有的全职工作之外利用闲暇时间来工作。“无论是行政秘书支持还是技术支持，都没有足够的具体支持来让额外事情，或令他们收集的信息可以获得附加价值。”
这应该是国家CDC这种中央机构的作用，Sorrell说：“一个中央机构可以真正快速和无缝地接收来自各州的实验室和流行病学信息，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合和分析，以做出全国性的决定。”这样一个中央机构也应该有机会获得研究资金，在疾病问题出现时，它可以迅速分配这些资金。她说：“我们在大流行病期间看到的一件事是，资金获得是竞争性的，但资金申请的审查和分配却需要好几个月。”
还有一些以州为基础的传染病研究组织，如维州的Doherty感染和免疫研究所和新州的Kirby研究所，他们的流行病学和建模工作在大流行期间指导了州、领地和联邦政府。
但即使是Peter Doherty教授自己也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构是为维州的公共卫生服务的，至少从表面上看，有必要建立一个类似于CDC的国家组织。但他认为，澳洲需要的不是集中化的组织，而是在各州建立网络和拨款。
Slevin说，无论澳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何种结构，大流行的教训表明，需要对澳洲卫生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加强其预测、检测和应对未来流行病和大流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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