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香港的动荡，导致这个曾经的“东方之珠”前景似乎开始暗淡，而远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却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据了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考虑税收和监管优惠，以帮助吸引可能撤出香港的资本和技术工人，并使澳大利亚成为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自由党参议员Andrew Bragg和一些金融服务领袖，正在向澳洲政府游说在悉尼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财长Josh Frydenberg表示正在考虑。
澳洲总理莫里森上周表示，政府将 “研究新的激励措施和安排，以吸引以出口为导向的香港企业迁往澳大利亚”，并欢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香港人来澳洲。
但澳大利亚要走上这一步，还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税收和监管环境，而且时间不多了。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根据2018年香港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其金融服务业雇佣了26.3万人，增加值超过5300亿港元（近1000亿澳元）。
这对正在经历30年一遇经济衰退的澳大利亚来说，莫不是一次巨大的机遇。
遇到了官僚机构的阻力
但现在，澳大利亚需要赶紧重新审视2009年《澳大利亚作为金融中心》(或约翰逊审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税收的改革，推进这一议程已经花费了太长时间。
而当澳洲袋鼠沉睡的时候，新加坡的老虎正在悄悄地行动。
如果澳大利亚能抓住这些打算撤出香港的企业中的一小部分，就会迎来经济强劲复苏。
但这个过程面临激烈的竞争。在太平洋地区，新加坡是澳大利亚从香港吸引资金和人才的最大竞争对手。
新加坡是一个商业环境友好的国家，把整个国家像企业一样经营，所以澳大利亚也应该学着去经营这个“澳大利亚公司”。
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地区金融科技的领导者。
前麦格理集团副主席Mark Johnson在2010年的一份重要报告中，很好地展示了提高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竞争地位的议程。
但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因为遇到了来自部分官僚机构的阻力，而他们的商业经验通常是非常有限的。
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澳大利亚允许的投资结构类型及其税收待遇。
吸引投资，只需要四步行动？
新州参议院金融技术和监管技术特别委员会的主席Andrew Bragg认为，澳大利亚要想利用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崩溃在亚洲取胜，只需要做四件事:税制改革、提供确定性的税收激励、提供受欢迎的行政安排，以及总结 Johnson的建议。
首先，在税制改革方面，澳大利亚应将公司所得税税率降到亚洲平均水平，即21%左右。目前，澳大利亚应立即将公司税率降到25%，并计划在5年内达到21%。
其次，在税收优惠方面，应要求澳大利亚税务局确认，根据现行法律，基金经理和其他公司实体，希望在澳大利亚管理大量的外国资产（即非澳大利亚的）投资组合，可以不必对这些资产的外国收入征收澳大利亚税。
如果不能迅速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修改联邦所得税法来实现这一点。否则，拥有或控制外国资产的基金经理和其他公司实体，将不愿迁往澳大利亚，因为担心这样做可能会使目前外国资产上的非澳大利亚收入缴纳澳大利亚税。
而目前澳大利亚的竞争对手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保证。
澳大利亚还应考虑立法或发布指引，确保高管不必对已发行的员工股票或期权征税，并考虑制定一项为期三年的规则，将头三年的应税利润减半。
对于雇主为员工支付合理的搬迁费用，应该给予员工福利税的豁免。
第三，在行政管理方面，应该在ATO建立一个专门的单位，负责对个人和公司税务发布有约束力的裁决，指导解释解释事项，并发挥促进作用。该部门可能成为希望搬迁进入澳大利亚的公司实体、高管和个人的一个联络点。
该部门还可能需要与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密切联系，以协助处理在公司实体搬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与税收有关的问题。
澳大利亚监管机构也应考虑由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发出的牌照是否得到澳洲承认，或推进香港证监会的持牌人的申请被快速审批。
第四，澳大利亚应该提交约翰逊评估报告的其余部分，以确保在新加坡可用的投资工具在悉尼也可用。
这四个步骤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真的下定决心行动起来，其实很简单的。但未来是否能为澳大利亚带来新的金融和技术工作机会，也就就此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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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fr.com/companies/financial-services/why-sydney-is-the-new-hong-kong-20200715-p55c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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