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世界第二的中国信用债市场即将向国际评级机构打开大门，面对摩拳擦掌准备入场切蛋糕的外资机构，中国市场份额第一的国内评级机构中诚信 国际表示“并不担忧”，有信心赢得这场关系到境内逾17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定价权的竞争。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董事长 闫衍上周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国际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将面临评级序列不统一、收费标准差异及信息劣势等问题，对本土机构冲击有限。
根据中美“百日计划”，中国将在7月16日之前 允许外资全资公司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这意味着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国际评级巨头将不必再借助合资机构，直接在中国开展信用债评级业务。标普、穆迪相继对此表示 欢迎，惠誉则称感到“ 兴奋”。
“开放的早期，可能会更加看重外资的优势，但经过8年、10年后，还是会证明中国本土的机构是有它的优势，”闫衍在位于北京的总部办公室说， 他引证中国此前对外资银行和合资券商开放后，并未失去市场份额，相反本土机构的竞争力在不断加强。
定价权竞争
信用评级是金融机构投资债券的必要参考，也是决定发行人的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闫衍表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不仅是评级收入的竞争，更是关于债券定价权的竞争。例如中国企业海外发债时，因为中资评级机构没有走出去，就不得不面临更高的成本。
“中国本土市场，如果完全被外资主导了，那对中国本土发行人的债券发行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闫衍进一步表示，在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国内监管机构会培育和支持本土机构的发展。
过去，外资参与中国评级市场主要通过与中资机构合作，如目前穆迪仍持有中诚信国际30%的股份，惠誉持有联合资信49%的股份，而标准普尔则与上海新世纪评级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闫衍介绍，穆迪最初曾持有中诚信49%的股权，双方在评级业务上有过较多的合作，但去年以来目前穆迪的角色已经逐步转为“财务投资者”。
中诚信称，目前该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市场占有率为37%左右，交易所公司债市场约33%，在资产证券化和熊猫债的评级市场，占有率则分别超过了50%和80%。
评级差异
去年，中国境内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已超过8万亿元，市场的快速扩容也带来了国内评级机构的大发展以及本土评级体系的形成。以中诚信国际为例，2014年到2016年评级业务收入增长每年都在20%以上，分析师团队也从2005年的二三十人扩展到目前的四百多人。
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也形成了一套自有的评级序列体系。中国央行5月的一份工作论文指出，国内评级机构对大多数企业的评级仍然处于AA到AAA的高评级等级，而国外评级机构对中国企业的评级等级要低得多，平均低6-7个档。
然而境外比较成熟的高票息、低评级的垃圾债市场，在中国还远未发展。目前尚不清楚“三大”进入中国市场，是否会考虑构建针对本土市场的评级序列，如果延用其全球评级标准，则可能同境内发行人、投资机构和监管部门的需求存在距离。
闫衍介绍称，银行间市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发债的基本评级要达到AA，且中国债市的主要投资者–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等又对债券投资有比较高的评级门槛要求。AA评级以下的债券很难发行。
收费差距
“三大”进入中国还要面临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收费标准。
闫衍透露，目前国内评级市场分为首次评级和跟踪评级，对于传统的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和公司债，一般首次评级的基准费用大概在25万元人民币，而跟踪评级则在5-10万元以上，大幅度低于国际同行的收费标准，“跟国内评级过度的竞争还是有关系的。”
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均对彭博表示，不对评级收费标准置评。标普驻北京的发言人Michelle Lei表示，市场将受益于多样化的信用观点，“最终，将是投资人和其他使用评级的人决定哪些评级是可信的、有用的，而哪些不是。”
中国央行数据显示，至2017年3月末，中国各类债券余额达到65.9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二，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17.8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其中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券以及公司债、可转债等。
闫衍表示，本土机构在对这些发行人的判断上，有其优势。例如，国际评级机构普遍认为监管趋严，未来地方融资平台有风险的时候，地方财政将无法给予支持，但在实际中，有的政府可以协调相关资源，比如银行和其他地方国企予以支持。
“对于中国的发行人，中国评级机构的信息优势要远远强于‘三大’，”闫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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