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知名送餐公司Deliveroo忽然宣布终止在澳洲运营，并迅速进入自愿接管模式（Voluntary Administration），至此，这家总部位于英国，并于2015年开始在澳洲经营的跨国企业，正式在澳洲画上了句号。
公司的突然关闭也给许多经常通过Deliveroo配送的餐厅、骑手和客户当头一棒。
一位常年在Deliveroo工作的骑手罗德里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早上还在送餐，中午休息了一下子，下午再打开App就接不到活儿了，然后我去查邮件，才发现公司说不干了。”
罗德里戈来自阿根廷，每个月都要给老家的两个女儿汇钱，现在忽然没了工作，他感到无比焦虑。
遭到当头一棒的不仅是像罗德里戈一样的“打工骑手”（gig worker），还有许多与Deliveroo签订特约协议的餐厅，比如来自堪培拉的快餐厅油猴儿（Grease Monkey）就因为Deliveroo不声不响地进入接管而遭到重创。
油猴儿餐厅负责人表示，许多特色餐厅都会和送餐公司签订特约协议，指定一家送餐公司进行派送。但是Deliveroo在没有任何通知和前兆的情况下忽然闪退，导致油猴儿将近30%的业务原地消失，因为餐厅根本没有时间来找下一家送餐公司。
从经营模式来分析，许多高知名度、高业务量的送餐公司其实非常脆弱，因为这些公司的立足之本往往是骑手的低人工成本和高人口密度地区的高业务量，这些先决条件缺一不可。
送餐公司在亚洲地区的茁壮成长，就是得益于上述条件。
以墨尔本为例，市中心地段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516人，与中国上海的2,059相比，只占到了25%。不仅如此，澳洲的人工成本也远远高于中国。
此外，大部分送餐公司的利润又来源于客户和餐厅，换句话说，在高人口密度地区实现高业务量，利润才具有可持续性，而在低人口密度地区，就难以维持。
跟随Uber和UberEATS如雨后春笋一般萌生的大量送餐公司，能够勉强维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送餐司机大多使用自己的车辆和交通工具，再次变相缓解了公司的运营成本，比如车辆购置费用、运营维护费用、保险和燃油费用等等，这些都成为了送餐司机的成本。
送餐公司的主要任务则变成负责市场营销、推广等软性成本。
从积极的方面去看，送餐平台转嫁了大部分责任之后，有更多的资金用来扩张平台并招纳骑手；但是从反面去看，平台在价格成本控制方面几乎完全没有主动权——定价权来自餐厅、在俄乌冲突造成燃油费用暴涨，以及全球遭遇数十年未见的高通胀之后，骑手的配送成本也相应上升。
如果公司与骑手的分成比例缺乏竞争力，那么他们自然就会选择另一家平台。
对于送餐公司更危险的是，如果热门餐厅选择自己成立送餐业务，那么平台的业务量也将受到冲击。
比如在澳洲各大主要社区可以看到的五花八门的送餐服务，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餐厅本身，比如Domino’s、Pizzahut甚至McDonald’s和KFC在一些人口密集区域也已经开始配送。
而这就是送餐平台的另一个痛点——进入送餐行业几乎是零门槛，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切换平台的成本极低，只需要下载一个新App即可。
当然，在送餐行业疯狂生长的前几年，许多走着类似路线的公司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比如杂货配送公司Voly。
类似于送餐公司，Voly盯准的同样是由于工作和生活繁忙而无暇采购杂货的消费者，所以Voly的理念就是15分钟内配送任何杂货。
可惜，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发生碰撞时，Voly很快捉襟见肘，先是配送时间从15分钟变成20分钟，并不断延长，而后每次配送的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最终变成平均每一趟配送亏损13澳元。
更无厘头的是，Voly配送的杂货大多都是从Coles和Woolworths等大型超市采购，所以同样没有定价权。相反，Coles和Woolworths等大型超市均设有直属的配送服务，虽然时间较长，但得益于公司的规模经济，可以把成本均摊并控制在最低。
在亏损不断攀升之后，Voly紧随Deliveroo，于近日宣布关闭。
但是，Voly和Deliveroo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运营成本和竞争并非Deliveroo退出澳洲市场的最大原因。
从该公司公布的财报来看，Deliveroo在2021-2022年期间的业绩还大幅好于前期，每季度营收从2017年第一季度的5,000万英镑左右大涨，截止2022年第一季度时，已经翻了10倍以上，达到了5.5亿英镑。
每笔总交易额（GTV/Gross Transaction Value）也从2018年的0.9英镑拉升至2021年的6.6英镑，每年的亏损也从2019年的3.17亿英镑下降至2020年的2.23亿英镑，并且拥有800多万活跃用户。
如果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高通胀水平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那么为什么Deliveroo在其他10个国家的业务仍在进行呢？
所以，关键其实就在澳大利亚。
据悉，澳大利亚政府的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将于2023年推出一套保障澳洲打工人（gig workers）的法案，重点打击对象就是Deliveroo一类公司，此类公司将骑手算作“合同工”（Contractor），从而大幅减少了后者合法权益，并且便于公司进行“剥削”（无养老金、无假期、无保险等）。
对此，墨尔本大学的城市及文化地理副教授David Bissell表示非常支持即将出台的新法案，因为大量的“零工经济”企业就是在利用法律的漏洞剥削劳动者。
David Bissell表示：“这些企业获利的前提，当然就是牺牲掉劳动者的权益，然后大肆剥削他们……如果想要改善这些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并且保障他们的权益，那么我们必须彻底整治这个行业。”
Bissell还警告，随着通胀以及经济衰退等宏观经济条件影响，澳洲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欲望都将持续减弱，届时还有更多类似的公司将面临倒闭。
被誉为澳洲送餐行业的三巨头：UberEATS、Menulog以及DoorDash却表示对Deliveroo的现状深感同情，并强调新法案对行业的影响“问题不大”。
DoorDash对许多惨遭Deliveroo关闭而失业的骑手表示欢迎，并宣布已经开启了优先通道，欢迎骑手们随时加入DoorDash。
对于送餐巨头们的淡定表现，许多“零工经济”的参与者却并不买账。
一位名叫Rishi Singh的送餐司机就表示现在很多司机的人心惶惶，他说：“几年前Foodora跑路了，现在Deliveroo又悄悄跑路，很多人都靠这个吃饭的，能不慌吗？”
相比之下，Uber在今年6月与澳洲交通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TWU）达成协议，将对所有Uber司机保障最低工资，并将确保相应权益。
但是对于Deliveroo以及其他送餐公司的所面临的挑战（2023年的新法案），却反而让人哭笑不得——为了保障骑手权益而导致企业关闭，最终造成骑手失业。这样的法案究竟是不是骑手们所需要的呢？
目前Deliveroo已经将公司交给KordaMentha进行接管。其余10个国家的业务将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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