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评论：精英们为移民和混乱敞开了大门

在纽约街头，两名警察被一群八名寻求庇护的移民殴打。其中五人被无保释金释放，一个人在离开时实际上向美国公众竖起了中指，另外三人则消失不见。

在伦敦街头，一名女子和她的两个年幼孩子被致命化学品淋湿。嫌疑人在英国两次申请庇护被拒，但设法留下并被判有严重性侵犯罪，随后在上诉时被授予庇护。受害者留下了改变生活的伤害，执政的保守党的一位国会议员告诉电视观众，这是一个警告，关于女性每天面对的“微侵犯”的后果。

在瑞典，移民间的帮派战争对曾经是全球社会和谐典范的国家的公民造成了破坏。欧洲媒体涌向该国，并发表了关于“极右”反移民党派崛起的黑暗警告。

在芝加哥，一个最近被非法移民涌入的“庇护城市”，那里帮派犯罪（大部分与移民无关）猖獗，市议会从其冷漠中振作起来，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加沙地带的对立方放下武器。

看着这些跨越两大洲的最近事件，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我们在西方不再是一个严肃的文明，我们对自由原则、开放和容忍的承诺让我们对自身的危险麻木不仁；我们的价值观不再适用于一个充满存在威胁的开放世界。

更深层的现实是，失败的不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见证的是对一个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最有力指控，这些精英的统治地位早就应该遇到它的克星。一个过度人口和仍然贫困的全球南方的人口现实，正向富裕的北方涌出数亿人口，这让一个统治精英的态度和决策陷入混乱，这个精英，无论是设计还是偶然，似乎一心想要西方自我毁灭。

也许我有些夸张。但在我看来，西方的移民危机规模，超过了中国的崛起、新技术的挑战或气候变化，似乎是将越来越多地定义我们时代政治的问题。

让我们明确一点，关于移民和犯罪。有人指出，没有证据表明非法移民的犯罪活动比一般人群更多。关于这个主题的数据有限，但202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德克萨斯州，非法移民被逮捕犯重罪的可能性比本土公民或合法移民要低。

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非法居留，你的生活被定义为避免被发现，因此可能更容易被卷入犯罪。但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你非法居留，你会特别强烈地避免做任何会让你与执法部门发生冲突的事情。

但这个论点完全错过了重点。当然，绝大多数非法居留的移民不会殴打警察或向无辜女性投掷有毒物质。但一个国家里的一个单一犯罪，由一个没有合法居留权的行为人所犯，是一种特别令人发指的现实。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如果其生活因为一个本不应该被允许进入该国的人而终结或被毁，这是一种特别有害的犯罪形式，自然会激怒合法公民和移民。

对这些令人震惊的犯罪行为的漠然回应揭示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的功能失调，这种回应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其它国家的人民和每个人一样，有权利在我们的国家生活。这种在左翼流行的态度，可能曾经归因于一种误导但可理解的人类同情，我们过去称之为软弱的自由主义。

毕竟，它源于最基本的基督教理想，我们有义务接纳和支持我们不利的同胞。

但现在，在后基督教的西方，这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后国家主义。你不必相信有关“伟大替换”的理论，就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在美国和欧洲释放大规模移民的政策不是出于忽视或无能，而是一种有意选择，向所有来者开放他们的国家。

除非我们现在转变方向，否则这一切的后果将淹没我们。

移民犯罪肯定会加剧，我们的毒品流行病会扩大，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会增加。同样在英国，这周，一个代表着有大量犹太人口选区的领先的保守党人宣布他将离开议会，因为他再也无法处理他一直面临的来自伊斯兰主义者的死亡威胁。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不断增长的人口浪潮面前采取行动，重新控制我们的边界，将会有一天，我们甚至无法再确认我们价值观的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