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联盟党执政以来，悉尼富人区和穷人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部分原因是低利率给Double Bay的数百名居民带来了逾50万澳元的巨额资本收益。
《太阳先驱报》对澳大利亚税务局的最新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悉尼最富裕的郊区，如Point Piper, Balmain和Northbridge，其收入中值的增长速度是最贫穷郊区的两倍多，后者包括Ultimo、Burwood和Campsie。
少数收入极高的个人可能会影响平均收入数据，但顶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已越来越大。
2013-14年和2017-18年期间，Double Bay的平均收入增长了85%，达到242,428澳元，问鼎全澳。Auburn的平均收入增长4%，至37,686澳元，为悉尼最低。
平均收入也受到资本利得的严重影响。在Double Bay, 419名居民在2017-18纳税年度申报了价值2.21亿澳元（每人52.7万澳元）的净资本收益。
四年前，这个郊区的平均资本增值仅为7.3万澳元。 在Auburn，249人申报2017-18年度的净资本收益共计510万澳元（每人20,500澳元）。
SGS Economics and Planning合伙人罗恩斯利（Terry Rawnsley）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悉尼和墨尔本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他说，“内城区的居民可以从事金融和保险等高收入工作，以及专业服务，这些远比中环郊区要更好。”
“中环郊区的居民不得不通勤更长的距离，才能获得这些高收入的工作，或者凑合着接受当地薪资较低的工作。”
2013-14年，在悉尼收入中值最高的前十郊区，平均收入为64,487澳元。到2017-18年，这一数字增长了14%，至73,462澳元。
然而，在收入中值最低的10个郊区，包括Lakemba, Cabramatta和Burwood，收入涨幅不到4%。
实际上，一些郊区的收入甚至出现下跌，包括Ultimo(下跌9%，至3万澳元以下)和Hurstville (下跌2%)。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同期整个新州的工资增长了8.9%。
在排名位于中间位置的郊区中，收入增长速度也赶不上较富裕的地区。
在Brookvale, Malabar和Annangrove等郊区，收入中值增长了10.3%。
罗恩斯利表示，收入差距造成了财富差距。“内城区房价上涨更快，收入更高，他们有能力投资于一系列资产，进一步提振了内城区的收入。”
澳储行此前曾警告称，超低利率可能导致资产泡沫。
它还拒绝将官方利率降至负值，部分原因是，拥有巨额储蓄的人可以将这些资金配置到其他资产上。
在负利率制度下，低收入和没有储蓄的人实际上可能会遭受损失。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澳储行行长洛威（Philip Lowe）曾警告说，实际工资不变会削弱“我们共享繁荣”，部分民众因此怀疑他们是否能从澳大利亚的经济成功中受益。
生产力委员会上周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过去10年里，35岁以下人群的收入实际在下降。 这样的处境使他们更难以有积蓄或像目前澳大利亚老年人那样将钱投资于其它资产。
在悉尼最富裕的10个郊区，平均年龄自2006年以来增加了两岁，达到近40岁。在最穷的郊区，平均年龄刚刚超过31岁，比2006年的人口普查减少了整整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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