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管部门似乎展开了攻势。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 表示，如果银行业搞得一塌糊涂，他就要辞去这个职务。自他上任以来，银监会加大了力度审查信托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帮助中资银行规避贷款限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央行也 施展起拳脚，于近期上调流动性成本，打击了小银行那些风险较高的融资结构。
监管者终于开始认真遏制信用创造了吗？答案很简单：如果他们愿意让经济大幅减速，或许是减速到3%或更低，那么的确如此；如若不愿意，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中国的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 GDP增速存在巨大差别；前者是基于家庭消费与生产投资带动的需求上升，后者是基于旨在创造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投资项目所进行的大规模融资。
经济学家发现，正式承认这两个增长率的区别实非易事，甚至许多人似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然而，这更加彰显了经济学家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困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困惑，是因为一国GDP衡量的不是其所创造的商品及服务价值，而是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中，投资必须能创造出足够的额外产能，方能证明这笔投资的价值。如若不然，就必须减记到实际经济价值水平。这就是在市场经济中，GDP是衡量商品和服务价值的一个合理指标的原因所在。
但在市场经济不那么充分的情况下，推动投资的因素或许并不是提高生产力，而是诸如促进就业或增加地方税收之类的因素。另外，亏损的投资可能开展几十年都不作摊销，资不抵债也可能被无视。这意味着几十年来的GDP增速对价值创造或有夸大其辞之嫌。
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2017年一季度增加的负债相当于GDP的逾40%，这个规模一直在逐年增多。2011年的时候，世界经济论坛 预测中国债务到2020年将增长20万亿美元；而实际上，该国债务到2016年就已经增长了22万亿美元，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若按当前速度增长下去，到2020年就可能增长多达50万亿美元。这些数字或许依然低估了实际情况。
如果这么多债务都没使中国GDP增速远超潜在增长率，那么它们的意义何在？而政府控制债务为何又像事实证明的那样如此困难？中国政府2012年就承诺控制债务，结果信贷增速不降反升，甚至达到了发展中国家里面前所未见的水平。
答案在于，要使GDP增速超过生产力增速，就必须加快信用创造。中国6.5%的GDP增速大部分来自人为提振经济活动，而商品和服务产能并没有与之等量增长。一旦信贷停止增长，就必须让后者充分发挥作用。雪上加霜的是，若高负债使经济承受金融压力–这种情况似乎已经出现，那么后者对经济的提振就必须大大超过原有的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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