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任内，《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人民币汇率的表述首次出现变化。市场人士指出，面对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走势需要，中国决策层有望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取更富弹性的立场，使宏观经济政策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可以灵活伸缩，不至束手束脚。
李克强就任总理后，连续三年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今年这一说法首次缺席，并被“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的新提法所取代。
相比保持汇率“水平”稳定，保持国际“地位”稳定，在政策层面的想象空间更加广阔。美联储加息进程提速、法国等欧洲国家选情波诡云谲，中国货币政策持续受到资本外流和汇率压力 制约之际，汇率政策说法翻新背后，中国领导人可能正试图以更大的视野，看待和处理汇率问题。
“如果美元大幅走强，央行预计也会容忍更加灵活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但底线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篮子汇率，”华侨银行驻新加坡经济学家谢栋铭在采访中说。
谢栋铭表示，从国内看，今年中国十九大及去杠杆等重头戏，需要汇率问题暂时退居二线，“不要抢戏”；从国际看，美联储加息及欧美政治风险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平衡度过动荡的世界局势，“希望汇率能够过滤掉一些冲击，而不是搞点事情出来添乱。”
“以我为主”
出席两会的间隙，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周一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他表示，中国今年是否加息时表示，要看中国的经济、“以我为主”。
去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约6.5%，幅度创逾二十年之最。易纲谈到汇率时表示，人民币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他未将稳定的范畴拘泥于人民币美元双边汇率–“有时候美元指数走得很强，别的货币贬值比较多，人民币实际上是比较稳定的货币。”
易纲补充道，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框架是稳定的，框架会坚持不变。
在两会开幕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在外汇局属下的《中国外汇》杂志撰文称，下一阶段要更大程度地发挥人民币汇率在外汇资源配置、调节跨境资本流动、平衡国际收支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灵活、弹性汇率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自动调节器”作用。
汇率调节
资本外流压力仍是威胁中国的重要不确定因素，这将影响到国内去杠杆目标的顺利实现，可能意味着今年中国需要适应更灵活的双边汇率，同时稳定篮子汇率，一方面化解外部风险对政策独立性的冲击，一方面继续推进确立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目标。
“短期内资本管制还会继续严格，辅之以汇率灵活性的加大，”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伍戈在电话采访中说，央行可以通过减少干预日内或日间汇率波幅等技术微调，来达到短期内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波幅、稳定对一篮子汇率的目的。伍戈曾长期任职于中国央行货币政策部门。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学者 黄益平的呼吁与此不谋而合。上周他撰文称，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不可能三解”的一种中间形态，即自由流动的资本、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方面同时都牺牲一点。他认为，这一政策形态可能不稳定，容易陷于单边升贬值预期，且干预会带来外汇储备的减少、加强管制又会拖累人民币国际化，因此有必要让汇率成为经济调节的重要机制。
特朗普胜选和美联储12月的加息轮流推动了2016年末美元和美债利率的一轮大涨。进入2017年，在进一步收紧跨境资金管理的同时，中国央行还上调了公开市场资金利率，在美联储3月加息预期强化之际，减轻了中美利差收窄带来的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
国际化
受811汇改以来的汇率贬值和管制收紧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已经受到影响。离岸资金池萎缩、利率汇率波动性加大、点心债市场遇冷，SWIFT的国际交易货币排名也在8.11汇改当月触及第四名的历史最好成绩之后，回落到第五、第六名之间徘徊不前。
截至2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中国国债规模下降38亿元至4179.6亿元人民币，连续第二个月下降，此前曾连续14个月环比上升。
这对于去年10月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人民币而言，并非好消息。剑桥大学穆勒中心学术顾问杜洋在采访中说，目前人民币作为实际储备货币在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中比重依然很低，“与IMF所建议指导的10.92%这一SDR权重之间存在较大空间”。
伍戈表示，即便在贬值预期下，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在负债端得以推进。虽然近期中国推出了一些国内债市及相应的外汇衍生品开放政策，但在细节上还不够便利，建议在税收、优惠、市场广度深度、撤出时的制度安排、外汇衍生产品等方面改进，提高政策细节的明确性。
“国内市场开放也是国际化。目前的人民币国际化适合在主场，如果未来资本双向流动平衡了、人民币汇率OK了，那双向的国际化会更多，”伍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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