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名利场」：那些年的澳洲高考状元，后来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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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不普通的“排名、排名、还是排名”
• 当年的HSC状元，后来都怎么样了？
• 是什么决定了每个人高考的命运？
• 结语

前言

“我非常激动，也终于松了口气。”拿到ATAR最高分99.95的华裔女生Jocelin Shing-Yan Hon（音译：洪欣妍）在得知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后笑着说，“我的父母也为此感到非常骄傲。”

她表示，自己对于进入悉尼大学或新南威尔士大学进修医学充满着信心。实际上，洪欣妍也是在本届新州高考成绩中获得最高分、仅有的46个学生与16个女生之一。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句话用来形容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一点也不过分：2019年的中国高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千万，单单河南一省就突破百万——但其本科第一批录取人数却仅仅不足10%。

其实在澳大利亚，高考也同样被许多人认为能够改变命运的一道门坎：比如在新州，今年共有近7万名学生参加了「高中毕业资格考试」（简称HSC）。而与中国高考按分数高低分批录取类似的是，澳大利亚各州及地区也会通过系统计算整理并发布后的“综合高考成绩”，也就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排名」（简称ATAR）来甄选学生。

比如在悉尼大学，ATAR达到80分的学生将有资格进修文理科学位，初等教育学位则至少需要85分、工程课程需满足92分、商业学位需95分，而法律双学位则需要达到99.5分的标准。近日，随着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各地考生高考成绩相继揭晓，关于澳洲高考制度的争议与思考也重新成为了热议的焦点：每一个学生与 中学在高考成绩中的排名究竟意味着什么？
那些年的澳洲高考状元，是否就真的从此实现了“鲤跃龙门”？
在澳大利亚，高考成绩是否就一定是衡量学生成败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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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普通的“排名、排名、还是排名”

就像在澳洲买房子时，你总能听到一个经常被强调的黄金原则——“位置、位置，还是位置”；操透心的华人父母们到了为孩子选学校的时候，也往往离不开一个因素：“排名、排名，还是排名。”

虽然在澳洲，公立精英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分水岭（点击阅读更多：《澳洲富裕家庭的分水岭：私校里有多少洋学生，精英学校就有多少华裔和印度人》），但在对待高考排名的问题上，两者的立场却都一致配合绝不含糊。例如在今年新州的HSC成绩中，榜单上的前三甲依次分别为：连续24年蝉联榜首的「James Ruse农业中学」、破天荒发挥出十年来最佳水平冲进第二的「音乐学院中学」（Conservatorium High School），以及近年来排名都比较稳定的「北悉尼男子中学」。

——不约而同的是，这三所学校均为公立精英学校。

事实上，在入围前十的学校名单上，其中8所均为公立精英学校，9所学校则都存在入学评估测试；而唯一的一所不需要通过选择性入学考试的学校，是排名第8的Reddam House中学——同样也是一所私立学校。

当然，这所学校也不一定就没有另一种意义上的“选择性入学考试”：毕竟作为私立学校，仅仅是一年3万余澳元的学费这一个门槛，就不知道筛选掉了多少人。

而对于不需要经济背景也没有选择性入学考试的普通公立学校来说，此分类中排名第一的「威洛比女子中学」（Willoughby Girls）在学校总排行榜上却掉到了第67名；
而名列第二的「北海岸高中Balgowlah男子校区」（Northern Beaches Secondary College Balgowlah Boys Campus ）与第三的「Killarney Heights中学」在总排行榜上则分别为第70名与79名。

但就是这几所看似“就近入学”的普通公立学校，说到底其实也并不“普通”：实际上，这些学校无一例外地都集中在富裕移民家庭集中的北悉尼。

——而当排名几乎成了为太多的澳洲中学的择校招生都带来关键性影响的一年一度“名利场”；
对于这场考试中每年一茬又一茬的学生们来说，走出考场的同时，命运也从此走上了不同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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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HSC状元，后来都怎么样了？

「彼得、杰夫、玛丽和罗斯…他们都是标准的悉尼北海岸人，都比十年前的学生保守得多，也都是所有’好’学校的结晶。这些79届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们，他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甚至急于迎接80年代的挑战。他们很讨人喜欢，身上也没有某些天才头脑常有的傲慢。不过他们也从70年代的严峻岁月中学到了一些教训。这些人是年轻的乐观主义者，同时也带着犬儒主义的色彩。」这是一篇记载了四十年前的1979年“高考状元”的报刊文章上的一段文字，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亲切。

当年考了新州第一名的彼得（Peter Robinson）在采访中表示自己的愿望是想做一个物理学家；杰夫（Geoff Wilkes）想成为一位文学者，玛丽（Mary Myerscough）对科学领域心有所属，而罗斯则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电力工程师。而四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四个人也都如愿以偿在当年各自心仪的领域成为了资深教授或专家学者。

不久前刚参加了40周年同学会的杰夫，对于这些年的同学们的事业发展感慨道，“其实无论是在剧院、还是在公共服务或者私营企业，每个人在他们涉足的领域内事业都发展得很好。”

满头白发的他聊起自己当年优异的高考成绩颇有点云淡风轻，“的确，我当初得到了一个比他们所有人都更好的HSC——但这并不代表着我在事业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好。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

“大约半年后就没有人在乎这一点了，这也并不是衡量你是否是一个好人的标准。”如今身为悉尼大学应用数学研究教授的玛丽表示，“我认为，现在的孩子们承受的压力比我们那个年代要大得多。你拿到了ATAR，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用来比较的数字，而这并不仅仅单纯只是一个数字。”

玛丽补充，“但HSC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也不会决定你的人生轨迹。还有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工作上的努力与坚持，以及运用机会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就算不能超过HSC，也该与其相等。”如果说正如四十年前的那篇报道所述，当年的杰夫与玛丽众人或者仍然算得上是澳洲传统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
那么对于十年前在HSC的IT中考取榜首的哈米德（Patrick Hamid），则可几乎称得上是澳洲“寒门出贵子”的典范。

事实上，这位如今在IT界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当年在参加高考时甚至穷困潦倒地住在一个“青少年避难所”，并由自己负担所有开销。高考后，他申请了悉尼科技大学的奖学金入学就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完成我的学士学位，而且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我即将要完成我的硕士学位，”他表示，距离自己在12年级离开“最糟糕的情况下”的那个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回忆起当年自己的窘境，哈米德仍然不由地有些恍然：“在参加HSC考试的同时，我住在一个青年避难所里，甚至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都有可能随时无家可归，在不同的避难所和社会福利住所之间游走。”

他补充，“但我认为我一直固执地想要把事情做完，保持专注，即使别人对我说’不’。我认为这让我继续前进。”后来，哈米德终于成功找到了私人出租的房间，并在几年前接受了一份来自美国知名科技集团思科(Cisco)的工作。

虽然他本人的IT创业项目暂时搁置了，不过他也由此在悉尼的创业圈中崭露头角。目前，哈米德不仅是一位指导一些初创公司工作的导师，同时也是一个融资平台的全职产品经理。“创业让我走上了这条很奇怪又很有趣的路。虽然很多钱都花光了，很多梦想和愿望都破灭了，但我仍然坚持着。”哈米德对于在今年HSC中可能大失所望的学生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不要总是想着你目前的处境，而是专注于你将来能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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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决定了每个人高考的命运？

但高考并没有平等地眷顾着每一个人的命运。二十多年过去，青年小说家艾默德（Michael Mohammed Ahmad）对于自己当年的HSC成绩仍然守口如瓶，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当年不是一个成功的学生，而是他认为：「高考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是一种“失败的衡量工具”。」

艾默德在PunchBowl男子中学刚开始他的HSC历程。当时这个地方被铁丝网包围，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PunchBowl监狱”。

现在的艾默德则拥有着西悉尼大学的创作文学博士学位，而他的新作《Lebs》（黎巴嫩人）甚至已入围富兰克林小说奖。但他还记得，他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都是黎巴嫩裔的穆斯林澳大利亚人，并在当时的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和悉尼Cronulla暴动发生之间的几年里，被一些政客和评论员妖魔化为“黑帮、性掠夺者和毒贩”。

于是，这些年轻气盛的男孩们以各种形式反抗。其中，艾默德专注于他对写作和文学的热爱，但更多的人却没有“辜负”其他人的期望、破罐子破摔，有些人甚至慢慢地离这些黑暗的刻板印象越来越近。

与此同时，整个学校不仅充斥着黑帮氛围，教育条件也不如人意。艾默德不得不选择通过旷了好几门课离开这所高中放弃当年的HSC，并之后回到Ultimo的TAFE（职校）中才完成考试。再后来，他考上了大学，也成为了他的直系及旁系亲属浩浩荡荡数百人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在今天，艾默德是Sweatshop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他创立的“扫盲运动”组织，致力于教那些平时没有机会的孩子们阅读、写作和批判性思维。——而他的母校，也就是当时因“暴力”盛名在外的PunchBowl男子中学，在如今也终于因为彻底扭转了风气而闻名远近。艾默德无疑是幸运的。而他所在的高中与学校里的学生，或许才是符合“就近上学”招生规则的许多澳洲普通公立学校的真实模样。

实际上，高考不同科目成绩的分层分布，都有可能与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挂钩：

而许多普通澳洲人别说参加高考，甚至可能连中学都没上完就退学了。

事实上，根据2016年澳洲统计局报告显示：「在悉尼及周边地区内，仅有60%的人读完了12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三）；其中，15-19岁的学生中约有21%退学，并且既没有回去读完高中，也没有去读TAFE（职业培训学校），更不必说大学了。」而在一些地理位置更为偏远、经济更欠发达的地区，这个数字更为“诛心”：或许很难想象的是，比如在猎人谷（Hunter Valley），仅有33%的人能读完12年级，而这些人没读完高中就大多开始成为学徒或者正式参加工作，而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很多人由于学历的限制而不能得到更高报酬的工作。

END

于是，我们再次回到了老生常谈的话题：澳大利亚的教育系统与高考制度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真的公平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州教育部官员向《澳洲财经见闻》表示，“我可以肯定的是，各个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其实基本是相等的。”

“但很多事情发生在下午三点放学以后。” 该官员意味深长地说道。“其实HSC对于学生的限制性相对较少，选择自由度较高，毕竟有近100门课程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选择。”

该官员补充道，“说实话，家长与其整天挖空心思想着学校的排名，让孩子为了高考累死累活，还不如把心思放在自己怎么挣钱上——比如多买几套房，以换给孩子一个经济自由、兴趣自由的未来。”

而就算有些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加高考或落榜了——“HSC其实也变相地在这个过程中替他们做了选择。并不是每个人都得读大学，其实在澳洲做个技术工人，也不赖。”

本文参考来源：Poorer NSW students study subjects less likely to get them into uniMoment of truth or a failed measure? How the HSC shaped people’s lives – or didn’tThe Hunter’s education problem more basic than the ATAR’Feels like it’s all a dream’: 46 students get highest possible ATAR of 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