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销售金融产品的机构，有义务结合客户个人实际情况，为其提供贴合自身的专业产品建议。
配图：MySuper 产品规则已经改善众多养老金会员的财务收益｜图片来源：Bethany Rae
我在《理财建议质量审查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初衷是降低银行、养老金基金、保险公司这类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个人化理财建议的门槛。
我的目的并非帮助机构推销自家产品，也不是要取代独立理财顾问；而是希望普通客户可以直接获得清晰、靠谱的答案，解决核心疑问：“我到底该怎么做？”
如果这些建议落地实施，一方面会扫除金融机构提供个性化建议的诸多监管障碍；另一方面要求机构必须充分考量客户的目标、财务现状与实际需求。简言之：增加真正贴合个人的建议输出，减少营销推销内容。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销售金融产品的机构，理应就自家产品向客户提供优质建议。
想要做到这一点，机构应当有权参考客户的个人实际处境。给出的建议要匹配客户真实的目标与诉求，而不是机构主观臆想出来的需求。放在过去这件事尚有难度，但如今实现起来已经容易很多。
金融机构通过线上平台、App 可以高频触达客户，手里掌握大量客户信息；如果部分信息缺失，向客户问询补充也十分便捷。
机构不必非要等到客户前往线下网点或者致电客服中心才开展沟通。提供个性化建议，既契合客户的诉求与期待，也符合客户的最大利益。即便如此，现行金融建议监管规则依旧构成阻碍。
上周本报报道称，我对理财建议改革推进进度感到 “沮丧”，我觉得用 “失望” 形容会更贴切。但真正让人倍感无奈的是，大量相关讨论都建立在误解之上，各方诉求南辕北辙。我认为问题根源在于定义：到底什么才算金融理财建议？
不少理财从业者认为，理财建议是本行业专属的专业输出，应当是完整的理财规划，而不只是单纯的金融产品推荐。
我猜想很多普通消费者也会认同这一看法。但这也是争论的核心矛盾点：法律监管的重点并非宽泛意义上的金融建议，而是金融产品建议，也就是对金融产品作出推荐。
即便针对金融产品，监管也只覆盖部分品类。信用卡、住房贷款、先买后付产品，并不在这套理财建议监管体系的管辖范围内。可这类产品同样会给消费者带来巨大损失，这样的制度现状既怪异，也并不合理。
除去监管边界模糊的问题，政府、监管部门以及部分消费者团体还抱有固有偏见：理财建议要么是富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要么本身就带有风险。于是，当保护消费者免受劣质建议的监管规则，同时也阻碍机构输出任何建议时，监管层却不以为意。监管重心转而投向产品端管控，在养老金领域则大量依靠法定默认规则。
“极少会员的目标、财务状况和真实需求，能够和养老金机构的预判完全吻合。”
产品设计与分销义务，要求金融机构设计适配目标客群的产品。养老金法律规定，除非会员主动选择其他投资方案，雇主缴纳的强制养老金，必须归入 MySuper 产品。该产品自带多元化投资策略以及默认人身保险保障。
《退休收入契约》进一步要求：养老金机构要把临近退休的会员，按照机构预判的共同目标、财务状况、需求划分不同群体，针对每一类群体设计对应的退休策略与产品APRA。
这套机制有一个明显缺陷：能够完全匹配机构预设画像的会员，可能寥寥无几，甚至根本不存在。
产品设计分销义务意义重大，它要求产品 “适配使用目的”，禁止分销有害产品；各类默认规则同样具备价值，MySuper 规则确实改善了大量养老金会员的实际财务结果。
但说到底，这些机制都无法替代个性化理财建议。因此我提出疑问：为什么监管制度，要让金融机构只能依靠假设、概率、群体画像开展工作，而不是直接根据客户真实的目标、财务处境和需求，为其推荐真正适配的产品？不能满足于 “差不多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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