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澳洲决策者将市场自由化与技术官员式的谨慎奉为“神谕”，而非需要根 据实践检验的政策。
这种假设认为，通过微调建立的自由市场将使国民更富有。但在现实中，收益高度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风险被选择性忽视，而沉重的成本却被转嫁给了政治话语权最 弱的群体。
韩森（Pauline Hanson）与 Barnaby Joyce。
像一国党（One Nation）和绿党这样 的政党并不受仍约束中间派的市场正统观念所束缚。供图：Dominic Lorrimer
以澳洲对国内产业能力的自满为例。
大规模的制造业外包和对能源安全的削弱，只 有在地缘政治极度稳定且贸易环境友好的理想世界中才行得通。 因此，当中国作为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凭意愿关闭大部分出口通道（仅因对铁矿 石的刚需而网开一面）时，这一时刻本该为澳洲敲响警钟。
再看移民政策。
澳洲早已习惯了引入廉价非技术劳动力的增长模式，但在管理其对 工资增长、基础设施压力以及租金房价的冲击方面，政府却始终碌碌无为。 此外，托儿服务、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和职业教育等准市场化行业正面临危 机。
我们建立了一些既非完全公有也非完全竞争的畸形体系，这些纳税人资助的市 场效率低下，充斥着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中间商赚得盆满钵满，而账单却留给了 后代。
这并非某个政府的过失，而是整个政治阶层缺乏想象力的结果。
他们太胆怯，不敢 挑战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太教条，无法审视陈旧的假设；又太害怕在长期的改革 尝试中产生任何短期受损者。
15年前的高中经济课就在讨论过度依赖所得税和商业投资疲软的问题，令人遗憾的 是，同一场对话在15年后仍未结束。
如今，这些弱点在全球冲击波下暴露无遗。
自2022年通胀爆发以来，澳洲实际工资 已缩水6%，至今仍未收复失地。
尽管国库部长信誓旦旦，但澳洲正以极其虚弱的状 态迎接挑战：生产力低下，增长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支出和移民。 相比于父辈，现在的年轻人更可能是租房者，从事着不稳定的工作。
即便是在政府 贷款担保计划下勉强上车的少数置业者，也因极低的首付比例而面临加息带来的断 供风险。
作为受疫情冲击最重的一代，年轻人显然“抽到了下下签”。
为了保护生命已近终点 的群体，他们被要求牺牲学业、职业起步、社交发展乃至人际关系。 然而，他们得到的报酬却是飙升的租金、遥不可及的买房梦，以及一场巨大的、由 年轻人向老年人进行的跨代财富转移。
深层问题已经浮现：越来越多的澳洲年轻人不再相信现有模式能为他们带来未来。
他们听从建议努力学业、寻找工作，却依然面临工资停滞、房价难以负担以及组建 家庭这一人生里程碑的幻灭。
这就是为何Z世代和千禧一代选民正涌向边缘政党。
虽然一国党（One Nation）和 绿党在意识形态上截然对立，但它们都因同一种认知而壮大：它们言出必行，且不 受所谓中间派的市场教条束缚。
在谨慎常被误认为能力的政治语境中，这些政党直 陈痛点并承诺真正的改变。
对于两大核心政党而言，目前的风险并非激进，而是误以为搞一些小修小补的“微 操作”，就能恢复民众对一个利益分配日益失衡的模式的信心。
澳洲经济迫切需要一次路线上的“急转弯”，将住房安全、家庭组建、生产性投资和 国家韧性置于核心。
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在税收改革、移民政策和经济主权上做出艰 难选择，并展现出让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付出代价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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