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财政部长Jim Chalmers在8月经济圆桌会议闭幕之际，原本有诸多经济议题可 选。然而，在与政商界领袖及经济学家深入探讨如何提振低迷的生产率后， Chalmers最终决定将“跨代不平等”置于政府改革的核心。
Chalmers指出，圆桌会议达成了一项共识：必须严肃对待对下一代的责任。
他坦 言，从跨代视角审视，现行税收制度最令人不安的缺陷已暴露无遗。
这一课题被列为改革首位并不意外。
2025年联邦大选将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Z世 代（Gen Z）与千禧一代（Millennial）的选民人数将在全澳各州全面超越婴儿潮 一代（Baby Boomers）。
Redbridge民调显示，仅有不到10%的澳洲人相信后辈生活会更好，而认为无需家人资助就能买房的人仅占15%。
面对长期难以解决的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生产率干旱以及通胀压力，Chalmers表 示，即将于5月提交的预算案将处于眼下压力与长远义务的平衡点，重点解决跨代 难题。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经济学教授 Deborah Cobb-Clark 指出，跨代 公平的核心不在于当下的财富对标，而在于年轻人步入中年时，是否还能拥有与前 辈同等的成就机会。
她警示称，当代决策者绝不能以透支未来一代的机会为代价。
收入虽创历史新高，实质购买力却被反噬
对于年轻一代澳洲人而言，目前的一大亮点是收入水平和物质享受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Cobb-Clark 教授提到，现代年轻人拥有更多商品、服务以及海外旅游的机会。
1990年澳洲人每年出境游仅210万次，而2019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130万次，人均出 境率翻了一番多。
然而，独立议员 Allegra Spender 在其税改报告中为年轻人“正名”：尽管外界常 有“拿钱买牛油果吐司和旅游”的刻板印象，但数据显示，当今年轻人花在非必需品 上的支出反而比前人更少。
住房成本的激增吞噬了大部分收入。
过去30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房产支出增速每年 超过通胀率约4%。虽然名义薪资更高，但受全球金融危机及生产率增长乏力的影 响，90后成为首批未能在职业生涯初期享受收入大幅跃升的群体。
澳洲统计局（ABS）研究发现，若生产率能维持90年代2.2%的平均水平，如今的劳动者每年本可多赚2.5万澳元。
受教育程度最高，债务包袱也最重
澳洲年轻人收入更高的另一推手是教育水平的提升。
统计局数据显示，拥有本科及 以上学历者的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出至少23%。
独立经济学家 Saul Eslake 直言，教育水平是年轻人唯一确定胜过父辈的地方， 但这却是以沉重的负债为代价的。
目前，偿还高等教育贷款计划（HELP）债务的平 均时长已延至11年，人均还清债务的年龄也从32.7岁上升到了34.8岁。
澳洲梦碎：工作跑不过房价涨幅
高学历与高收入在飞涨的房价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Eslake 表示，悉尼、阿德莱德 和墨尔本的住房压力甚至已超越伦敦和纽约。
目前，中等收入家庭攒够20%首付款平均需要11年，是1984年所需时间的三倍。
受 此影响，年轻人被迫更久地留在教育系统中，进入职场和储蓄的起始点被大幅推迟。
德勤经济研究所（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副主管 Rhiannon Yetsenga 批评 称，历届政府的政策往往偏向占选民三分之二的置业人群。
资本利得税优惠等激励 措施结合“5%首付”等救急方案，本质上只是向市场注水，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令房 市呈现出“繁荣接繁荣，上涨后再上涨”的怪圈。
“父母银行”兴起：阶级固化风险隐现
随着积攒首付变得遥不可及，澳洲正逐渐变成一个“拼爹”的社会。
Allegra Spender 警告称，如果房产积累机会持续缩减，澳洲将日益依赖家庭背 景。
如今，“父母银行”已成为全澳第五大贷款来源。
上世纪80年代，仅15%的首次 置业者需要父母资助，如今这一比例已飙升至40%。
这种财富不公直接影响了人生规划。调查显示，约一半的年轻人因房贷或学贷压 力，担心无法负担理想数量的孩子，导致实际出生率低于生育意愿。
预算案能否撬动利益格局？
Chalmers已明确，跨代公平将是5月预算案的中轴。他已要求澳洲财政部研究如何 削减偏向年长一代的税收规则，如缩减资本利得税优惠，旨在让首次置业者在面对 房产投资者时更具竞争力。
独立议员 Spender 提议通过“税收中性”改革，在削减个人所得税的同时，提高对 资本利得和信托的征税，并逐步取消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
Saul Eslake 则提出了更具争议的建议——征收遗产税。
作为OECD国家中唯一没有遗 产税的国家，澳洲近三分之二的遗产流向了55岁以上人群。
他认为，“死亡税”或许是遏制财富不可逆转地流向高龄阶层、实现公平竞争的有效 手段。
然而，改革阻力依然重重。澳洲拥有房产的选民高达1100万，而每年首次置业者仅 15万。
正如 Eslake 所言，政治人物心中那本关于选票的账，往往比任何经济账都要算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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