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eld 与 First Guardian 事件:监管失败而非突发事故

有多少普通父母真正了解养老金,甚至知道何时出现问题?2025 年,数千名澳大利亚普通人惨痛地发现,他们信任的机构 ——Macquarie、Netwealth 和 Equity Trustees—— 竟处于一个未能保护其总额达 10 亿澳元强制退休储蓄的体系核心。

2025 年,First Guardian 与 Shield Master Funds 的事件不再是 “一次糟糕的投资结果”,而无可否认地成为了一场横跨咨询分销、产品治理、平台准入监管及管理投资计划监管的系统性失败。

ASIC 对这场本可预防的危机做出了事后回应,但其后续参与无法挽回已造成的伤害。(图片来源:彼得・布雷格(Peter Braig))

回望 2025 年初,投资者的失望逐渐转化为愤怒。许多普通投资者开始意识到,Shield 与 First Guardian 的惨败并非突发事故,而是长期监管失效的必然结果。

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投资者被迫目睹监管机构、养老金受托人、顾问持牌机构和研究机构互相指责。而在此期间,那些失去退休储蓄的人所承受的痛苦、经济压力和心理创伤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讨论 ASIC 在这场惨败中的角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广泛的公众看法:该监管机构在事件中显然玩忽职守。

早在这些基金的问题暴露无遗之前,警告信号就已存在。零售养老金大量流入不透明的管理投资计划、激进的客户获取渠道、高集中度风险,以及早在 2021 年就出现的多次投诉,种种迹象都已显现。然而,有意义的行动却在损害发生后才姗姗来迟。

更糟糕的是,自 2021 年以来,ASIC 从未收到过新的《期望声明》(statement of expectations)。这导致该机构在金融产品、分销模式和交易行为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仍按照过时的优先级开展工作。财政部长(Treasurer)缺乏明确指导,使得政府也成为这场失败的一部分。

“…… 拖延赔偿不再是中立选择;立即归还资金已成为道德义务。”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投资者对此心知肚明 ——ASIC 如今却成为指责养老金受托人的最大声者,发起法律诉讼并要求他人承担责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对自身反应迟缓及监管盲区的关注。正如一位投资者加里・普林斯(Gary Prince)所言,他们用来指责他人的食指想必已经累了。

正是监管拖延和政策不作为,使得 “先赔付后追偿”(Pay Now, Recover Later)成为必然选择。当监管失效且损失发生在强制体系内时,责任就从个人转移到了体系本身。此时,拖延赔偿不再是中立选择;立即归还资金已成为道德义务。

话虽如此,2025 年的故事并非只有失败。到 2025 年年中,ASIC 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明显转变,不仅体现在沟通方式上,更在于其试图理解受害者实际遭遇的努力中。

在数月的沉默与推诿之后,该监管机构开始直接与受影响的投资者接触,不仅通过正式流程,还通过真实的对话。其目的是更好地了解信息缺口、流程漏洞和体系盲区如何加剧了损害。

ASIC 直接与我取得了联系,这表明其日益认识到,良好的监管不仅关乎规则与执法,更在于倾听那些在实时运作的体系中艰难前行的人们的声音。

重要的是,这并非空谈。这些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推动了此前停滞的与 UGC(一家已破产的持牌机构,曾将投资者资金注入自我管理养老金基金)相关的投诉在澳大利亚金融投诉管理局(Australian Financial Complaints Authority, AFCA)重新启动。此外,ASIC 和 AFCA 的网站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清晰、更易获取的信息,并为监管机构提供了实用指南,以通过复杂的追偿途径为受影响者提供支持。

ASIC 还开始与澳大利亚超级消费者协会(Super Consumers Australia)合作,旨在专门为 First Guardian 和 Shield Master Fund 的投资者搭建一个专属网站。2025 年 7 月,我曾为陷入困境的 “SOS 拯救我们的养老金”(SOS Save Our Super)成员向该协会寻求支持,但遭到拒绝。直到我的选区议员介入后,双方才于 10 月开始合作。这一拖延凸显了受害者发声的艰难,也表明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有意义的支持。

这些成果值得肯定,但不应被原谅。ASIC 是对一场本可预防的危机做出了回应,其后续参与无法挽回已造成的伤害。包括自我管理养老金基金(self-managed super funds, SMSF)在内的所有投资者,不应再像 Trio Capital 倒闭事件中那样被排除在外;否则,就是重蹈已知的不公覆辙。

如今,领导力的体现至关重要。在政府的监督下,ASIC 不能仅仅在事后提起诉讼和刑事指控。

它必须协调各方达成解决方案,明确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相关方的责任比例,确保赔偿不会因多年的推诿责任而延迟。

所有联邦议员(federal MPs)现在都面临一个选择:站在过时且有缺陷的体系一边,还是站在公众一边;站在维护资产负债表的机构一边,还是站在那些循规蹈矩却仍失去退休储蓄的澳大利亚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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