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家庭之间的遗产纠纷愈演愈烈，而本次联邦预算案，让遗产规划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房产往往是一个人毕生财富的核心载体，但在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重组家庭中，它也演变成各类激烈且代价高昂的法律纠纷的主战场。
家事律师表示，重组家庭相关的遗产诉讼案件数量大幅攀升，而继父母往往占据有利地位。配偶离世后，继父母可自行修改遗嘱，这有可能导致逝者的亲生子女最终分文未得。
对于房产以外的其他资产，不少父母原本希望通过遗嘱信托保障亲生子女的继承权，而政府计划对信托收益征收 30% 最低税率的新规，如今又为此设置了新障碍，这也是本次预算案大范围改革带来的又一连带影响。
Armstrong Legal 联席主管 James Daly 表示：“目前我们接手的遗产诉讼案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来自重组家庭。”
Daly 介绍，按照法律规定，夫妻一方离世后，房产通常会自动由在世配偶继承，法院也认为，在世配偶理应终身拥有居所。矛盾往往出现在后续：在世配偶修改遗嘱，彻底剥夺继子女的继承资格。
“我们经常遇到这类情况：一方离世后，其全部遗产由配偶继承，而配偶随后便更改遗嘱。”
Tiyce & Lawyers 负责人 Michael Tiyce 称，很多家庭想当然地认为，在世配偶过世后，资产自然会交由前一段婚姻的子女继承。
“但现实并非如此。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安排，在世配偶完全可以在生前更改遗嘱、处置资产。
重组家庭之所以成为遗产纠纷的高发群体，根源在于各方利益相互冲突，很难实现平衡。”
继承陷阱：资产旁落
在世配偶可以将自身遗产留给亲生子女，或是新的伴侣，这一现象被称作资产旁落继承陷阱。
“父母打拼积累的财富，最终流向毫无血缘关系的第三方，原先的子女彻底失去继承权。”Daly 说道。
Coote Family Lawyers 高级律师 Nicholas Parker 表示，如今澳大利亚步入老年的重组家庭数量不断增加，民众的法律维权意识也普遍提升，更愿意主动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当下遗产价值更高、房产价格水涨船高，多数遗产中还包含养老金资产，因此人们不惜为此对簿公堂。”
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家庭中，超过 12% 为继亲家庭（至少有一名继子女）或重组家庭（同时包含亲生子女与继子女）。
这一群体对应超 28 万个家庭、近百万人口。该统计还未涵盖过去 50 年间重组、且子女均已成年的大量再婚家庭。
Parker 提到，成年子女普遍认为，遗产分配应当结合夫妻双方各自带入婚姻的资产份额判定，尤其当亲生父母是主要资产持有人时。但法院的判罚逻辑未必如此。
“如果夫妻双方年龄差距悬殊，前一段婚姻的子女需要等待很久才能继承遗产，由此也会催生继承焦虑，加剧矛盾。”
规避遗嘱纠纷的解决办法
合理的遗产规划方案，能够有效降低纠纷风险。
Daly 介绍，共同遗嘱协议（mutual will agreement） 是具备法律效力的约定，夫妻双方在协议中明确所有资产最终如何分配给子女。
“这份协议的关键作用在于约束在世一方，即便一方离世，在世配偶也无法合法剥夺继子女的继承权。
拟定此类协议，务必聘请擅长处理共同遗嘱协议的专业律师。”
Parker 表示，共同遗嘱协议可以清晰落实夫妻双方的意愿，约定双方均不得擅自更改共有遗产的分配方案。
“若在世配偶违背协议约定，利益受损方可以依法对其遗产提起诉讼。
终身使用权（life interest） 是保障资产最终交由亲生子女继承的另一种方式。
在世配偶可终身使用资产、获取资产收益，待其离世后，资产本金将全部交由亲生子女继承。”
Tiyce 建议，当家庭状况发生变动，例如分居、组建重组家庭时，都应当重新梳理遗产规划文件。
“很多纠纷的根源，就是遗嘱内容早已不符合立嘱人的真实想法。
及时更新养老金受益人信息、与家人坦诚沟通遗产分配想法，都能大幅降低日后产生纠纷的概率。此外，也可以留存书面文件，清晰说明遗产分配的考量与缘由。”
预算税改冲击信托工具
Daly 表示，设立遗嘱信托也是常用方案，相当于在遗嘱中为资产筑起一道 “保护屏障”。
“在世配偶可终身支取信托收益，但资产本金最终会交由子女继承。”
不过他指出，本次预算案拟对全权遗嘱信托（discretionary testamentary trust） 征收 30% 最低税率，或将大幅削弱这类架构的税务优势。
“预算新规会让全权遗嘱信托产生意料之外的税务影响。”
Tiyce 称，如今重组家庭在做遗产规划时，遗嘱信托的使用愈发普遍，而本次税改也提醒大家，代际财富传承必须做到精细化规划。
Parker 表示，立嘱人设立全权遗嘱信托，初衷大多是为了节税与资产保护，而非单纯规避诉讼。但此次税改，已然让众多重组家庭心生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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