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呈给世界的“愚人节礼物”。
面对这份没人想要、却被特朗普强行投递的政 治产物，全球经济正迎来一场避无可避的冲击。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美国总统最新对伊朗发出的威胁，其后果与去年4月的情况如 出一辙。
当时市场深感不安，担忧贸易战将动摇全球通胀预期，并引发一场“逐底 竞争”。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让伊朗意识到其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觑。来源：Bloomberg
当时，由于其他国家采取了相对理智的做法，许多反常的经济后果并未立即爆发。
然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似乎彻底打破了平衡—— 2026年大部分时间的通胀失控已成定局，这无疑令民众自疫情以来苦不堪言的高生 活成本雪上加霜。
这份送到家门口的“政治大餐”，实在辛辣得令人难以消化。
澳洲通胀“超标”成常态
许多央行深知自己任重道远。
解决过去几年通胀超标的问题是一项“沉默的工作”， 也是任何决策者都不愿公开说明的“肮脏秘密”。
纠正或削减累积的过剩通胀，其重要性不亚于对抗“当下”和未来的通胀。
如果观察 设定周期内的平均通胀率，这一点会更加清晰。在澳洲，我们目前隐含的通胀目标 被定义为2.5%。
但极其悲观的事实是，据估计，在截至2026年3月的五年内，澳洲的平均通胀率将 维持在4.2%左右，每年平均超标1.7%。
随着我们进入疫情以来的第六个年头，这一 数字恐怕还会更高。
更糟糕的是，当这次石油冲击猝不及防地降临时，我们的通胀率起始点已处于3.7% 的高位，这几乎断送了我们在七年周期内实现理想通胀目标的机会。
制度短板：澳联储的尴尬“豪赌”
我将此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澳洲“有条件的”通胀框架。
该框架允许澳洲联邦储备银 行（RBA）根据一时兴起降低通胀的优先级，而这种“条件性选项”并没有赋予欧洲 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或加拿大央行 （Bank of Canada）等机构。
可以说，法定职责允许澳联储进行一场豪赌，而他们赌输了。
这不该责怪决策者， 该怪规则本身。
事实上，使用货币政策这一粗放工具来追求“其他”目标（如管理房地产市场的财务 失衡），效果一直存在不确定性，且社会付出的成本通常远高于收益。
相比之下，2015年和2017年澳洲审慎监管局（APRA）通过提高银行特定贷款形式的 资本要求，反而更有效地让住房信贷回归正轨。
因此，一个不具备财政支配权和劳工法监管权的中央银行，将其对就业结果的责任 剥离出去，以增强其抗击通胀的公信力，岂不是更合乎逻辑？
荒谬的现状：让央行“兼职”救火
澳洲的劳资关系法是发达国家中最复杂的法律之一，这进一步削弱了货币政策作 为“最大化就业工具”的效力。
通胀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本就不可靠，而我们又缺乏一个由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价格， 且政治两大党似乎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例如，降低工资税本是激励就业和提高生产力的良方，但我们却荒谬地要求央行通 过微调利率，来抵消低效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中央银行被赋予了全部责任，却得不到充分的控制权，这实际上是在为真正的 掌控者——政府转移责任。
设立这种“推卸责任型”的防御机制管理经济，绝非明智之举。
无论如何，伊朗人采取了预料之中的报复行动，全球正面临严重的链式反应。
他们 正尽可能扩大杠杆作用，以挽救其政权。 虽然特朗普将核威胁延迟了数年，但他也让伊朗意识到自己握有全球经济大动脉的 控制权，这已成为一个已知的现实。
我们可能正处于能源市场结构性转变的边缘，供应端被注入了更高的风险溢价，通 胀压力也将长期盘旋。
在这种局势下，决策路径已愈发狭窄，唯有简化目标并果断 实施，才有望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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