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澳洲各大城市发生的一系列未经授权抗议活动引发广泛讨论。资深媒体人 Piers Akerman 撰文指出，澳洲亟需采纳新加坡严格的示威管理模式，以维护公众安全。
巴勒斯坦行动小组组织者 Josh Lees 在反对以色列总统 Isaac Herzog 访问澳洲的抗议活动中发言。图片：George Chan/Getty Images
Akerman 认为，过去两年半以来，澳洲各大城市频频上演的伊斯兰激进化和暴力示威，清晰地证明了政界、警方及法院在保护公众安全方面已经失职。尽管有资深法律团队辩称现有法律已足够严苛，但残酷的现实却令这些说辞显得苍白无力。
此前，新州最高法院法官 Belinda Rigg 批准了一场跨越海港大桥的亲巴勒斯坦游行。然而，示威现场却出现了被禁恐怖组织哈马斯（Hamas）的旗帜，以及大量煽动仇恨、怂恿暴力的标语。
令人侧目的是，左翼学者竟与仇恨宣讲者 Wissam Haddad 以及被定罪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Youssef Uweinat 并肩同行。
相比之下，上周一在悉尼市政厅外的示威活动更是变本加厉，在并未获得法院批准的情况下强行举行。
包括职业抗议者 Josh Lees 在内的组织者，完全无视了警方提供的替代地点海德公园（Hyde Park），执意在原处集结。
针对示威期间部分穆斯林进行的晚间祷告，澳洲广播公司主播 Waleed Aly 曾在媒体撰文称，每日五次的祈祷对信徒而言是不可逾越的，他甚至自曝曾在墨尔本板球场（MCG）的楼梯间祈祷。
对此 Akerman 反驳道，祷告应是信徒与神明之间的私密交流，不应演变成公众滋扰。他认为，如果祷告时间可能与社会骚乱发生冲突，这位 ABC 主播理应建议听众不要参加此类示威。
Akerman 语出惊人地表示，澳洲并非一个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指出，现有的西方价值观正受到多方冲击。
在他看来，新加坡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模范，通过规范公共示威并强制执行法规，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新加坡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演说者角的抗议活动。图片：Suhaimi Abdullah/Getty Images
根据新加坡《2009年公共秩序法》，任何未经批准的集会均为非法。户外抗议活动被严格限制在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的“演说者角”，且参与公民必须提前登记。
新加坡模式的核心在于“严管”：外国人被禁止参与、组织或资助任何公共示威；任何涉及宗教敏感、种族敌对或威胁社会稳定的抗议均被严厉禁止。
这一监管范围不仅涵盖物理空间，更延伸至数字领域，以防范外国势力干涉。
尽管新加坡的安保措施常被精英阶层诟病，但其安全环境和稳定秩序却是不争的事实。Akerman 建议，澳洲应效仿其模式来治理城市混乱。
他提议恢复领地公园（The Domain）作为“演说者角”的功能，让那些宣扬失败制度的人在特定区域活动，供大众评判甚至嘲笑。
最后，Akerman 呼吁政府堵住允许“蠢人占领公共场所”的法律漏洞，让警察履行应有职责。
Akerman还支持前总理莫里森的观点，认为应严审那些躲在经文后宣扬仇恨的教职人员，并对来自特定国家的访客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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