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几乎所有信托都会搭配桶公司（bucket company）。本文将详解这类机构的运作模式、实际用途，以及政府执意取消该架构的背后原因。
本次联邦预算案中，针对所谓桶公司（bucket company）的监管打击意图一目了然。
在政府看来，这类机构存在严重问题，因此计划对全权信托流向桶公司的收益征收最高可达 70% 的税款。为何桶公司会遭到如此严厉的整治？
这一税率已接近澳大利亚 1951 年创下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纪录 75%。不过当年 75% 的高税率，仅适用于年收入超过 1 万澳镑的人群，这一数额折算至如今，相当于 55 万澳元以上。
此次预算案出台的新规，彻底冲击了 “信托 + 桶公司” 这一主流投资架构。
桶公司之所以成为监管整治目标，存在两种解读：财税顾问 Paul Ashworth 认为，政府是专门针对该架构出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只是监管部门封堵避税漏洞过程中产生的附带影响—— 政府拟对全权信托收益统一征收 30% 税款，而桶公司架构会被用来规避这项新规。
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理清桶公司的具体运作方式。
首先，bucket company 本质上就是一家投资公司，同时也是全权信托框架下的公司受益人。
信托属于流转型主体，按规定每年必须将全部收益进行分配。当信托每年产生投资收益或经营利润并向受益人分配时，桶公司和自然人一样，可接收这笔收益。
澳大利亚全国税务与会计师协会资深发言人 Robyn Jacobson 表示：“全澳无数中小型家族企业都在使用这一架构。”
信托收益的接收方，需按照自身适用的正常所得税率纳税。
自然人接收收益时，包含国民医疗保险税在内，最高税率可达 47%；而企业统一适用 30% 税率（25% 的优惠税率仅面向以主动经营收入为主的小微企业，纯投资类被动收入无法享受）。
将收益分配至桶公司的核心优势在于：收益进入公司后，仅需按 30% 缴税。对于适用 47% 最高个税税率的人群而言，这能大幅降低税负。
阿诺德・布洛赫・莱布勒律师事务所税务合伙人 Clint Harding 表示：“高净值客户如今很少再通过把收益转给未成年子女、无收入配偶来避税（这类操作通常仅能节省一万澳元左右税款），主流做法是将收益划转至公司受益人名下。大家普遍认为，把资金留存于桶公司，远比放在个人名下更稳妥。”
Smats Group 税务服务总监 Simon Gold 补充道，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若遭遇意外丧失劳动能力，或是尚未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就计划退休，留存于桶公司的信托收益还能充当 “保障金”。
“经营者会特意将资金留在公司内用于再投资。自主创业难免遇到突发状况，比如意外受伤无法工作，这笔资金就是一份安全保障。对于自雇人士来说，这么做单纯是为了稳健储备资金，并非出于税务考量。”
“一旦出现变故，他们可以从这家公司受益人处提取股息；也可以选择暂缓支取，待到退休后再取出资金。”
关键在于，公司派发股息时，会附带抵税红利（franking credit），对应企业此前已缴纳的 30% 税款。
如果股息接收方适用的边际税率高于 30%，则需补缴差额税款；若边际税率低于 30%，对应的抵税额度可直接抵扣应纳税款，多余部分还能获得退税。
Simon Gold 认为，这也是政府禁止桶公司就信托分配收益申请抵税的核心原因。
他解释道：倘若公司依旧可以沿用原有抵税规则，那么企业便可向适用低税率的受益人派发带抵税红利的股息，以此绕开新设的信托收益税。
“我并不认为这是针对抵税红利制度的全面打压，更多是出于税务合规性的监管举措。本届政府从施政理念出发，一直在收紧各类全权信托的使用空间。”
“但此次整治有些小题大做。我们绝大多数客户都严格依法纳税，并未刻意搭建避税架构，使用信托也只是为了常规的资产保护。”
Simon Gold 还提到，设立和维护一家公司会产生不少运营成本，因此 Smats Group 仅建议收益体量较大的客户搭配使用桶公司。
澳大利亚全国税务与会计师协会的 Robyn Jacobson 也持相同观点：“这一架构广泛应用于全澳各地的中小型家族企业，并非只有富人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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