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始终处在一个持续不断的转折关头，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 “永久危机”。抗风险能力已成为当下的核心追求，而这一切始于思维模式的转变。
在过去 40 年的任何其他时期，近期发生的诸多事件中，随便一件都足以成为时代的转折点。
无论是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的崛起、中东战乱、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还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贸易战重现。即便再往前追溯，亚洲金融危机、“9・11” 事件、柏林墙倒塌等也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转折节点。
图：抗风险能力正受到澳大利亚企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它并非雄心的对立面，而是实现可持续雄心的根基。路易・杜维斯 摄
然而，这些事件并未形成某个危机高潮（高潮过后本应是局势平息、后续走向明朗），反而一件接着一件不断叠加。最终，我们过去处于、如今依然处在一个似乎无休止的转折关头 —— 不妨称之为 “永久危机”。
贸易手段的武器化、通货膨胀的持续蔓延、气候灾害的频发以及融资成本的不断攀升，所有这些都对支撑投资理论的核心前提发起了挑战：贸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低且稳定的利率水平、股债 60/40 投资组合模式。
数十年来，投资者在构建投资组合时，往往习惯于通过复杂结构、杠杆操作或集中投资的方式追求 “阿尔法收益”—— 即超越市场的表现。但如今，抗风险能力已成为当下的核心追求，而这一切始于思维模式的转变。它并非意味着规避风险，而是要学会承受冲击、快速适应变化，并实现稳健的复利增长。不过，抗风险这个概念对于投资者而言并非新鲜事物。
如今，在澳大利亚企业界、全球各地的企业，乃至中型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中，抗风险能力正从风险管理或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分支领域，转变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关键要素。风险管控团队关注的或许是 “可能出现哪些问题”，而抗风险团队思考的则是 “当问题发生时，我们该如何继续运转”。
银行可通过严格的情景模拟测试提升抗风险能力；零售商或许会着重优化灵活的物流体系与员工调配机制。
社区组织可以通过同时争取公共与私人捐赠方的支持来增强抗风险能力；非政府组织则可着力打造 “无论遭遇何种干扰，核心服务都能正常运转” 的能力。
澳大利亚未来基金本身就为联邦政府提供了抗风险保障。当危机集中影响澳大利亚时，澳元贬值会推动我们的海外投资增值，这既能增强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也有助于保障资本的持续流通。
抗风险能力已成为所有重要机构运营的核心考量。未来基金成立于 2006 年，其设立初衷是巩固联邦政府的长期财政状况。对于该基金而言，提升抗风险能力意味着打造这样一种投资组合：即便全球局势不断变化，依然能实现基金的长期收益目标 —— 即收益率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高出 4% 至 5%。
在努力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确保投资组合能抵御各类潜在风险，是我们未来基金在市场与投资领域秉持的核心理念。我们此前就曾指出，在当前动荡的市场环境下，传统投资组合构建方式的价值已大打折扣，同时强调地缘政治对投资者收益起着基础性的影响作用。
面对如此不确定的形势，传统做法或许是通过进一步分散投资来增强抗风险能力。
但仅靠分散投资远远不够。例如，曾经我们或许认为，将投资分散在某个大洲或地区内就足以实现充分的风险分散。可一旦该地区某一处爆发冲突并升级为热战，就会发现整个地区都会被卷入其中，所谓的 “分散投资” 根本无法起到抵御风险的作用。
具备抗风险能力的投资组合与企业并非一成不变，它们需要不断发展完善。正如我们在最新发布的《投资组合抗风险能力》立场文件中所阐述的，这类投资组合与企业都需经过压力测试、适时调整资产配置，并且能够随着地缘政治格局、政策调整、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技术革新（这些因素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与金融市场）做出及时的适应性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抗风险能力并非与雄心相悖，而是实现可持续雄心的坚实根基。
培养抗风险能力绝非易事，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以我们未来基金为例，2021 年至今，我们已对规模达 2900 亿澳元的投资组合进行了全面调整优化。
2021 年，我们在《新投资秩序》框架报告中指出，当时的投资组合是针对 “低通胀、高增长” 环境优化配置的，因此在长期通胀水平上升以及通胀波动加剧的情况下，该组合极易面临风险。
归根结底，不同机构培养抗风险能力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在这个发展轨迹不再循规蹈矩的世界里，那些能做到 “灵活应变而不崩塌” 的主体 —— 无论是思维模式、战略布局还是资产配置方面的灵活调整 —— 都将定义下一代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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