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澳洲人在医疗方面是幸运的。
一般来说，人们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普遍的医疗保健服务，澳洲在预期寿命和死亡率等指标上一直名列前茅。
但是，在医疗状况的总体衡量标准和经合组织的高排名之下，是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的不平等。
澳洲富人和穷人之间在医疗结果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而且在这场大流行的过程中，这种差距已经暴露无遗。
在新州，COVID-19对悉尼西区和西南区的低收入地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那里是语言和文化最多样化的社区。
在这里，人们不太可能在家工作，更有可能生活在过度拥挤的家庭中，并且在试图获得医疗保健时更有可能面临障碍。
去年在维州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墨尔本当时的疫情迫使少数民族和移民人口同样高度集中的九座高密度公屋塔楼进入硬封锁。
悉尼大学的社会科学家Julie Leask说，更贫穷、更多样化的社区受到COVID-19的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社会中深刻的不平等”。
她说：“这场大流行是一个让所有公众看到贫穷和社会不包容实际上影响医疗的机会。”
医疗与财富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澳洲，土著和生活在社会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对医疗不平等的感受最为强烈，包括在澳洲农村和偏远地区。
毫不意外，COVID-19现在威胁着新州西部的土著社区，这里早已经在与高比例的慢性病和过度拥挤作斗争。还有医疗保健需求更高监狱人口。
造成医疗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很复杂，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来解释，如良好的住房、充足的收入、教育机会和社会支持。
这些被称为医疗的“社会决定因素”，它们在整个人口中起着梯度的作用。
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他们往往就越健康。他们的地位越低，他们面临的疾病、残疾和过早死亡的风险就越大。
公共卫生研究员Ben Harris-Roxas说，优势和劣势的衡量标准很少是孤立存在的，受COVID-19影响最大的人往往同时面临多种挑战。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Harris-Roxas博士说：“这些东西有点像成团攻击。”
“例如，教育会影响生活机会，会影响家庭组成，会影响与警察和司法系统的接触。”
贫困、流动性和高密度家庭
悉尼西南区和西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通常较低，教育水平也较低——许多人不能奢望能够在家工作。
很大一部分人在老年护理、制造业、运输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等行业工作，这些工作维持着城市的运转，但也使工人面临着更高风险接触COVID-19。
居住在西区的Harris-Roxas博士说：“人们经常不了解的一件事是，从悉尼西南区到悉尼的很多工作岗位实际上都不太方便。”
“因此，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人口必须为工作而经常出行。”
同时，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大家庭中，这意味着如果他们接触到病毒，不容易将自己与他人隔离。
另一些人可能难以遵守公共卫生命令，因为政府的补贴要么被推迟，要么不足以支撑家庭费用。
住在悉尼西南区的Leask教授说，社会和经济环境在大流行期间经常被忽视，但它们在人们是否有能力遵守限制规定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她说，虽然一些政府政策可以直接减少弱势社区所面临的风险，但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结构性障碍更难改变。
她说：“有些家庭会是两个人住在两层楼的豪宅里，有些家庭有10个基本工人……有两三个人在同一间卧室睡觉。”
“要改变这些医疗的决定因素是一个长期的行动。”
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恶化
根据澳洲社会服务委员会和新南威尔士大学2020年的一份联合报告，在COVID-19之前，澳洲最富裕的2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比最低的20%的家庭高出近6倍。
报告发现，这一差距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扩大，并且由于这场大流行对就业的影响，预计将进一步扩大。
报告指出：“COVID-19极大地打击了低薪工人的收入，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及其家庭。”
“在COVID-19之前，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的人的平均工资是受影响最小的行业的人的一半。”
而且，影响不仅仅是财务方面。
8月，政府在悉尼的COVID-19热点地区采取了额外的封锁措施，包括宵禁和户外运动限制一小时，以减少传播。昨天，运动限制被取消了。
Leask教授说，尽管打击Delta的传播很重要，但更严格的限制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已经处于弱势的人口中的不平等现象。
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来说，家里有限的资源和空间会使网课成为巨大的挑战。
Leask教授说：“一些卫生命令对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政府真的无法轻易想象。”
“比如一个已经很弱势的家庭，和一个需要治疗的孩子一起挣扎，他们困在一个小公寓里，不能得到喘息。”
居住在拥挤家庭中的人们可能对心理健康受封锁的影响感受最深刻，他们的资源有限，获得户外空间的机会更少。
Harris-Roxas博士说，对于来自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背景的人来说，如果他们以前在海外有与当局打交道的负面经历，那么增派警察和军队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创伤。
他说：“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些地区的一件事是，有更高比例的人曾与刑事司法系统打过交道。”
“因此，对那些过去可能与警察有过负面互动的群体来说，突出警方的干预措施效果并不理想。”
文化障碍和医疗知识
这场大流行还强调了医疗知识的重要性，在弱势地区和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中，医疗知识往往更少。
在悉尼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地方市政区，超过60%的人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语言。
Harris-Roxas博士说：“悉尼西南区和西区具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它的真正特点是有很大比例的移民社区。”
“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素养之间存在着完全明确的联系——基本上就是你理解医疗信息的能力，对它采取行动，甚至寻求医疗帮助。”
不仅仅是语言障碍使人们更加弱势（并且还有政府翻译工作延迟），处于更劣势地位的人往往也更难获得医疗保健服务。
Harris-Roxas博士说：“劣势影响了你的能力，甚至影响了你做一些事情，比如了解你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接受COVID-19测试，或者你去哪里寻求进一步的信息。”
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的人有更好的健康知识普及率，“有寻求医疗行为的动机”，并且通常更容易寻求帮助。
较低的健康知识水平也与更不愿意接种疫苗有关。
Leask教授说，公共卫生信息的包容性的、及时地和“高质量的翻译”在接触不同时社区至关重要。
她说：“有很多人依靠多元文化社区领袖来帮助宣传公共卫生信息和翻译，但他们通常没有报酬，而他们应该得到报酬。”
“他们的时间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尽管他们是如此关键。”
利用社区的力量
尽管悉尼西南区和西区的人们面临着挑战，Harris-Roxas博士说，这些社区在大大减少COVID-19的传播方面做得不错。
“将Delta降到现在的水平，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但他说，大量的警力和军事人员的部署有时会与公共卫生工作相矛盾。
Leask教授建议警务工作应该是“额外的”，而不是公共卫生对策的中心。
她说：“我宁愿看到促进医疗的人组成的队伍，而不是军队。”
相反，Harris-Roxas博士说，提供财政支持和利用人口的力量——包括社区的紧密联系——是提高依从性和积极健康结果的关键。
他说：“不仅在应对COVID方面，而且在一般的医疗促进方面，最大的挑战之一是确保我们实际上没有加剧医疗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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