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38岁的Katie Barter和丈夫Edward Martin住在悉尼内西区。
那时，他们守 着一套价值过百万澳元、既狭小又发霉的两居室半独立式住宅。
当丈夫在墨尔本获得新工作后，他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避开高房价的二线城 市，直接在Geelong定居。
这次“降级”搬迁，反而让他们的生活实现了质的飞跃。
这对夫妇用悉尼那块仅300平方米的土地，换取了维州沿海城市一栋宽敞的旧房， 并将其扩建为四居室。
这栋房产价格不到100万澳元，占地面积却是悉尼旧房的3倍。
Barter表示，Geelong兼顾了生活质量与价格优势，不仅有壮丽的冲浪海岸，一小 时车程还可直达墨尔本。
她补充道，省下的资金让家庭财务更加宽裕，“我们甚至买了一辆房车，这在悉尼 是绝无可能的。”
城市买不起房，地区迎来“婴儿潮”
Barter并非个例，随着首府城市房价变得“高不可攀”，一种新的移民趋势正在全澳 上演——25至35岁的年轻群体正集体迁往新州、维州等偏远地区的中心城市，只为买 得起足以容纳孩子的住房。
统计数据显示，这种人口迁徙已经直接影响了出生率。
澳洲统计局分析发现，从2019年到2024年，悉尼和墨尔本的出生人数分别下降了 9.4%和8.2%。
与此同时，新州和维州偏远地区的出生人数却分别增长了3.6%和9%。 其中，Geelong的出生人数在五年内激增19.4%，增幅居全澳大型地区城市之首。此 外，纽卡斯尔、卧龙岗、黄金海岸等地区也正迎来显著的生育增长。
告别拥挤公寓，迁往小镇开启新生活
Peter Kilby曾与妻子、三个孩子和一只狗挤在悉尼市中心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
随着房价涨幅远超工资增长，由于无法负担更大的住房，他面临着艰难选择：要么 搬到西悉尼忍受极长通勤，要么彻底搬到乡下。
最终，他以123万澳元卖掉了位于Waterloo的公寓，在离悉尼数小时车程的Cowra以 67.7万澳元买下了一栋带泳池和独立车库的四居室独立屋。
Kilby一家以123万澳元卖掉了他们位于悉尼 Waterloo（上图）的两居室单位，并 在科拉买了一栋带泳池的四居室。
尽管起初担心职业发展受挫，但3年后，Kilby创办了自己的玻璃业务，财务状况反 而比在悉尼时更好。
Peter 和 Lulu Kilby 在科拉的新家。现在他们的财务状况比在悉尼时更好。来 源：Brent Young
“这里的生活方式更适合抚养孩子，”Kilby感叹道，“以前在Waterloo，出门就可能 被送餐车撞到，现在孩子们可以在街上骑车。”
“如果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想在悉尼养育一个年轻家庭根本不是一种选择。”
住房负担力成为低生育率“元凶”
毕马威城市经济学家Terry Rawnsley指出，澳洲地区出现的“婴儿潮”与房价密切相关。
他认为，住房负担能力直接左右了出生率，许多人因为买不起房而被迫延迟生育或 减少生育数量。
目前，澳洲生育率已降至每名女性1.48个孩子，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
全澳民调显示，近5成年轻群体因财务压力推迟结婚，超过半数由于经济原因延迟 生育。
在悉尼，房屋中位价已高达176万澳元，是收入中位数的9倍多。相比之下， Geelong的房屋中位价为71万澳元，科拉仅为44万澳元。
政策关注与未来挑战
这种从首府城市向地区的迁徙趋势，由于远程办公的普及而愈发明显。
Regional Australia Institute指出，迁入地区的人数已比反向迁徙多出31%，阳 光海岸和Geelong成为了最受首府居民欢迎的避风港。
这一趋势已引起联邦政府的关注。
专家Nicole Gurran表示，改善地区机场和高铁（如Geelong至墨尔本段）等交通基 础设施至关重要，但同时也必须提前规划住房存量，以防止这些地区的房价和租赁 市场在高需求下也变得“高不可攀”。
正如Geelong市长Stretch Kontelj所言，自疫情以来涌入的新家庭为地区带来了活 力，目前多个幼儿园和孕产妇健康项目已紧锣密鼓展开，以承接这一轮因“逃离悉 尼”而引发的人口增长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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