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正处于一个宝贵的窗口期，有机会避开英国和美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弊病与民主衰落。几十年来，社会民主制度赖以运作的工具不断被削减、拆分和私有化。如今，澳洲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经过重新构想的福利国家所需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美国总统Donald Trump上台后，全球环境变得更具保护主义色彩，也更加动荡。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民将保护社会民主制度的责任交给了澳洲联邦总理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工党在2022年赢得选举后，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通胀，推出一套力度有限的生活成本政策，降低药品、能源和汽油价格，也对步履蹒跚的再分配型福利国家进行修补。
最近一项修补是改革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此前，政府已经扩大Medicare批量收费的覆盖范围，为学校和TAFE提供资金，增加可负担住房供应，并大力改善Gillard–Rudd劳资关系框架。这次改革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的亲社会政策旨在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公平机会”（fair go）的信心。但政府仍受制于《价格与收入协议》（Prices and Incomes Accord）之后已经破损的框架。该框架相信，只要释放竞争的“动物本能”、把经济大片区域私有化，同时分散劳资关系管理，就能提高生产率。
事实证明，这套模式已经无法继续带来生产率提升和长期投资。政府与工人之间的契约也已破裂：实际工资仍停留在2010年的水平，医疗和教育私有化、削减资金，以及生活必需品自付费用上涨，又不断侵蚀着社会工资。
金融和政治状况正在恶化。最新一季ANUpoll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澳洲人表示，以目前收入应付家庭开支“困难”或“非常困难”。自这项民调2008年启动以来，第一次出现对国家发展方向不满意的人多于满意的人。
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目前仍稳定在66%，但这种状况还能持续多久？“把一切都烧掉”的情绪，正成为一国党这股反叛政治力量的驱动力。
成本和利率上升之际，工人知道政府承认他们所承受的压力。然而，短期价格补贴和保持距离的安慰只能维持一段时间，民众最终还是会要求更完整的回应。面对通胀、不平等和牟利行为对经济安全造成的威胁，即使是改善公共项目的雄心之举——例如工党正在Medicare方面推进的措施——也未必能获得选民认同。因为这些措施处理的是症状，而不是病因。
如果政府不能在收入、财富和权力失衡固化、进一步拖累生活水平之前，表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那么“进步”这一政治语言及其象征意义，可能反过来成为招致反弹的避雷针。
工党对医疗和教育的承诺毋庸置疑，但只要还在支撑Howard时代逐步形成的私营体系，公共服务就无法真正修复。其影响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切身可感的屈辱。
生活条件较好的人，可以获得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少受官僚程序牵扯，也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其他人面对的却是拥挤而破败的教室、只能获得急诊服务、漫长的等候名单、勉强维系的安全网，以及经济状况审查的泥潭。
私营医疗和教育不断扩大范围，靠的是把纳税人的资金从优质公共服务中吸走。这既削弱了公共产品的政治重要性，也让最缺乏服务的人为压制自己的不平等埋单。
向私立学校捐款，用来建造霍格沃茨城堡和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可以抵税；联邦政府却没有为公立学校基础设施设立专门的拨款渠道。结果是，过去十年间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累计形成了380亿澳元的资本支出缺口，澳洲教育联盟正推动填补这一差距。
澳洲需要摆脱一种改善社会的模式：它重在调节工资，却不通过福利国家提供保障……单靠工作场所协议取得社会收益，只能以片面且不均衡的方式改善生活水平。
澳洲的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如今只是最低限度的安全网，谈不上高质量的全民体系。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福利国家不断被侵蚀的结果。
在Howard政府的相互义务制度下，社会保障金开始从公民应享的权利，转变为受到监督、不体面且附带条件的慈善。到了上世纪90年代，时任总理基廷（Paul Keating）又开始推动工资裁决制度转型：工资和工作条件不再以行业领先标准为基准，而是逐渐变成最低工资底线。能够通过企业谈判协议争取更高工资的工人，比例也越来越低。
原本用于保障所有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机构被切割、拆分，新的制度则只服务于部分人，收入差距因此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国家不再是有效的再分配者和平衡器，反而成为一个被操纵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进一步加剧不平等和社会分化。
工党第一届任期的重点，是恢复最低工资制定机构和企业谈判制度。这些制度是澳洲20世纪独具国际特色的“工资收入者福利国家”遗留下来的部分。
这些工资制定工具至今仍在保护数百万工人免于贫困，但全球企业权力不断膨胀，其他推动通胀的因素也在加速，已经超过了它们的应对能力。澳洲人担心生活必需服务的价格失控，而这是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无法靠劳资关系制度解决。
经济不安全感、焦虑和不信任不断上升，背后有一条清晰主线：人们努力获得生活基本所需时，私人行为者却不断从工人收入中分走一部分，从能源到文化无不如此。
这正是私有化、政府资助服务的用户付费“市场”，以及对企业权力集中听之任之共同造成的结果。澳洲人因此毫无防备地暴露在高企且不断上涨的价格面前。
截至目前的20年间，消费物价指数篮子中涨得最快的项目包括：天然气，年均通胀率5.9%；电力5.7%；水和污水处理4.6%；住房3.9%；私立医院5.5%；私立学校5.2%；以及学前教育和托儿服务3.9%。这些服务过去都曾由政府提供，或由政府帮助民众负担得起。
政府放松了对私营机构的约束，任由它们拥有、提供并为澳洲人无法缺少的事物定价。这一议程的受益者包括跨国化石燃料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及其股东，也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和新加坡的国家支持实体。这些实体拥有澳洲基本服务、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水电等公用事业的重要部分。
外国国家资本持有澳洲资产，是私有化造成的荒谬结果。如果其他政府可以拥有我们的资源，我们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不可以？
富裕阶层、高收入人士和强大企业能够轻松穿行于这套体系之中。这种不平等触犯了澳洲人的平等主义原则，助长不信任，也促使民众拒绝现状。继续告诉人们自己生活在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家，听起来更像是在掩盖一个对他们不利、已经被操纵的经济。
20世纪澳洲取得社会进步，关键在于国家向公民提供了新型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当时，澳洲正处在战争与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下。如今，这项历史使命必须转化为一项长期愿景：正视那些令人不适的事实，并拒绝新自由主义共识。
澳洲需要摆脱一种改善社会的模式：不再只着眼于调节工资，而应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通过福利国家提供保障。如今有如此多工人无法有效地与雇主谈判，单靠工作场所协议取得社会收益，注定只能片面且不均衡地改善生活水平。
扩大公共项目，并以更广泛的普遍税基为其提供资金，至关重要。澳洲已经通过带薪育儿假等新举措走在这条路上，但由于缺乏统一愿景，不清楚公共项目应由谁、以什么方式付费，改革进展受到阻碍。
《协议》之后的框架释放了私有化、工资停滞和企业权力膨胀的弊病，改变了支撑澳洲福利国家的经济和制度基础。由此产生的社会解体，已经把以“公平机会”和人人都享有机会为核心的旧政治框架，变成了一项政治风险。
要挽救宝贵的社会民主传统，政府必须介入、掌舵，并对不择手段的私人行为者采取强硬行动。
联邦政府已经通过干预电价和汽油价格来抑制通胀，下一步应制定更全面的方案，降低价格并保护公民免受牟利侵害。近期对大型超市巨头的关注只是一个开始。
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为进一步行动提供启发：Chifley政府在战后管制食品和租金价格；Whitlam时代的仲裁机构则要求高营业额大型公司为涨价作出解释。现代方案还可以借鉴墨西哥、西班牙等国的财政干预，采取有针对性的价格管制、补贴和战略性税收调整，而不是依赖加息来保护民众免受破坏稳定的通胀影响。
从长远看，直接由公共部门提供生活必需品，才是实现结构性价格稳定的最好办法。联邦政府应利用较低的借贷成本和供应链议价能力，在住房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幼儿教育和照护（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ECEC）等优先领域，扩大政府直接提供服务。
价格稳定也意味着投资全民医疗和教育体系，让平行发展的私营体系逐步摆脱对公共资金的依赖，再把这部分资金转回Medicare、公立学校和TAFE，包括把ECEC纳入州公共教育“体系”之中。
澳洲的累进所得税制度无法解决创纪录的财富不平等，也无法消除财富和权力集中带来的破坏稳定影响——它从来就不是为此设计的。资本利得和租金将获得更公平的征税方式，但近期改革仍未触及数十年来税收优惠累积起来的庞大财富。
如今，最富有的20%——约200万户家庭——拥有的财富是最贫困20%家庭的146倍。未来20年内还将有数万亿财富被继承。澳洲必须认真讨论如何以更有雄心、更具创意的方式，对不劳而获的财富征税。
这些事情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有意义的行动需要时间、耐心和决心。在此期间，澳洲人把大部分责备和挫折感归咎于全球企业，这反而给联邦工党创造了有利条件。
政府若推出适度方案，对银行、超市和天然气公司积累的暴利征税，既会受到欢迎，也能为早期再分配议程铺下一块坚实的垫脚石，并为更具雄心的行动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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