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Shamsullah Sadey从阿富汗来到澳洲。这名12年级学生希望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但他越来越不确定自己在澳洲的未来。图片：Christopher Hopkins/The Guardian
来自阿富汗的移民Shamsullah Sadey担心，自己逐渐被当成“一个数字或一个问题”，而不再被视为为澳洲作出贡献的人。
2024年，19岁的Shamsullah Sadey带着成为神经外科医生的梦想，与家人一起逃离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抵达澳洲。
如今，这名高中生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感到“不确定”。他说，近期的移民辩论让他“第一次真正感到自己不受澳洲欢迎”。
《卫报》澳洲版采访的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中，不少人都有类似感受。他们担心，主要政党竞相推出减少净海外移民人数（Nom）的政策，会让自己被排除在外。
在备受期待的移民规则改革下，联邦政府承诺将本财政年度的Nom降至24.5万人，并在2027—28年度降至22.5万人。
这套政策公布前，一国党曾承诺在三年内把澳洲的临时移民人数削减超过75万人，目标包括国际学生和技术移民家属。按该党的方案，Nom每年的上限将是13万人。
作为难民抵达澳洲后，Sadey原本没想到这里“会这么好”。他曾因投身医学事业的计划找到人生方向，但如今，墨尔本生活带给他的兴奋感正受到另一种感受的冲击：移民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数字或一个问题，而不是为澳洲社区作出贡献的人”。
他说：“这确实令人沮丧。每个移民数字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故事。澳洲完全可以在管理好移民制度的同时，也有尊严地对待移民和难民。”
“澳洲给予我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需要的。我希望，澳洲仍能让有难民和移民背景的年轻人感到自己属于这里，也看得见未来。我只希望，我们别忘了移民问题背后的人性。”
Shamsullah Sadey。图片：Christopher Hopkins/The Guardian
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副教授Laurie Berg说，政治各方如今都“执着于一个数字”——Nom，这一点“令人失望”。
Berg说，把移民压缩成数字，会带来“去人化的影响”，并助长反移民情绪。
他认为，围绕Nom的关注可能让人误以为，住房短缺、生活成本压力等社会弊病都该由移民负责。“这不是明智的政策制定方式。”
这名学者说，当前的讨论大体忽略了移民“对澳洲社区作出的深厚贡献”，还可能使移民社区觉得自己“成了替罪羊，而不是受到重视的人”。
“这客观上给了澳洲人一种社会许可，让他们把移民当成可以随意牺牲和剥削的对象。”
“经济收益成了唯一关注点”
Kobra Sayyadi于2010年从阿富汗来到澳洲。她由一名以难民身份抵澳的兄弟担保，完成中学教育后攻读文学学士，并开始在创意艺术领域发展。
Kobra Sayyadi在Redfern的Carriageworks。图片：Blake Sharp-Wiggins/The Guardian
近来政策把重点放在技术签证和特定行业上，让Sayyadi觉得，移民获得重视似乎只因为他们能带来经济贡献。
联邦内政部长Tony Burke最近在国家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演讲，题目是“管理移民项目的工作：谁来、谁留下、谁离开”。
居住在悉尼的Sayyadi说，Burke在演讲中“提到了医生、建筑工人和护士”。
“光是这一点就说明了很多。在我听来，传达出的意思是：‘我们只欢迎或重视这类职业。’”
Sayyadi质疑移民问题上对经济收益的关注。图片：Blake Sharp-Wiggins/The Guardian
她说：“现在给人的感觉非常明显：他们只看重这次移民改革会带来的经济收益。我想请他也留意因此可能出现的社会成本。”
“公共服务、社区服务和艺术领域的工作呢？这些工作让人们的生活有意义，也让澳洲这个国家更加富足。为什么要设法压制它们？”
“人们更在意自己的口音”
来自堪培拉的Saad Khalid以国际学生身份从巴基斯坦来到澳洲，时间就在新冠疫情封城措施实施前不久。
完成学业后，他进入一个少数族裔社区广播机构工作。
这名24岁的年轻人说，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真的每况愈下”，他和社区里的其他人因此都“处于不安边缘”。
“人们开始更在意自己的口音听起来怎么样，名字或姓氏是否会马上暴露自己来自别处，也更在意自己是否在公共场合说另一种语言。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Khalid说。
他担心，部分讨论中充满敌意的语气，会令相关政策无法传达到受影响的社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国家，或者这扇门正在关闭”。
2025年8月，墨尔本举行的“March for Australia”反移民集会。图片：Joel Carrett/AAP
Khalid说，一句话未必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归属感，但多件事情累积起来就会产生影响。他看到网络上负面讨论移民，也看到政治人物把移民问题列为全国性讨论议题；例如，韩森（Pauline Hanson）谈到Uber司机和其他基本服务行业工作人员时，“我想，这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你在堪培拉宣布一件事，几分钟后它就会出现在WhatsApp群组和微信群组里，也会出现在澳洲人与有家人在海外的人之间的对话中。”
“很多人马上就会问：‘这对我适用吗？我的情况怎么办？’”
他又说，社会两极化为虚假信息留下了很大空间，许多移民群体都非常困惑，不知道“澳洲是否还是一个欢迎他们的家园”。
“极右声音占据主导”
寻求庇护者资源中心（Asylum Seeker Research Centre）倡议事务负责人Ogy Simic说，这场讨论“被极右声音占据了主导”。
去年，全国各地举行“March for Australia”反移民集会，抗议者中包括新纳粹分子和政治人物。联邦内政部长Burke和联邦政府谴责这些游行充满仇恨，但一国党党魁韩森、参议员Malcolm Roberts和独立议员Bob Katter也参加了活动。
Simic认为，艾博年政府允许这场讨论变得更加敌对，对此负有部分责任。
他说：“移民和难民总是被说成需要打击、应受责怪或令人恐惧的问题……民众希望政府处理生活成本问题，也希望政府应对看病比以往更难等现实——这些正是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的问题。”
“但政府并没有通过这场辩论真正处理这些问题。”
Simic说，该中心最近收到更多报告，内容涉及民众在公共场合成为攻击目标。
“我们听到越来越多民众在街上遭到针对的情况。人们发现，公共场合的种族主义辱骂和社区敌意都在增加；网上大量的种族主义，也越来越多地渗入日常生活。”
他希望政府把移民讨论重新拉回准备实施的政策上，“用一种能够清楚传达、并让社区共同参与的方式”说明这些政策。
“人们会给我们发邮件、打电话。他们很担心，问道：‘这会影响我吗？我会失去工作权利吗？我的签证有风险吗？这对我的家人意味着什么？’恐惧波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任何一项政策直接针对的人。整个社区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下一个。”
“一场成熟的辩论”
在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Burke否认自己或政府面对针对移民社区的有害言论时保持沉默。
他说，自己“整个政治生涯都在反对仇恨言论”，并希望确保所有澳洲人无论族裔背景，都得到平等对待。
Burke坚持认为，澳洲人“有能力就这个问题展开成熟的辩论”。
9月中旬，工党表示，没有有效签证却留在澳洲的外国公民将面临被迫离境的措施。政策变化也会影响背包客，并阻止国际学生无限期延长逗留时间。
Burke当时说：“政府支持移民，但反对任何人钻移民制度的空子。”
Simic说，他想对Tony Burke传达的信息是：记住那些支持工党的多元文化社区，并以团结社区的方式回应他们，“而不是任由这些极右声音把我们分裂开来”。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教授Ghassan Hage担心，移民讨论正越来越偏离一场合理的讨论。
他说：“公共论坛当然应该让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讨论……但如果一场辩论认为‘每个人’无论是否具备专业知识都有权发表意见，最终难免会变成种族主义狂欢。”
“被拿来讨论的那些人的声音，很少真正被听见。这就是移民辩论大多时候会营造出一种环境或氛围，使有色族裔移民感到疏离和边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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