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实际工资仍低于2017年，工会胜利没有变成收入改善

澳洲工会运动在政治上赢了很多场仗，但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随之改善。

即将卸任的 ACTU 秘书 Sally McManus 曾表示，工会向艾博年政府提出的诉求，约 90% 已经得到满足。过去几年，工会在劳资监管、集体谈判、劳务派遣、工作场所进入权和“工资盗窃”立法等方面获得不少政策成果。

可现实是，剔除通胀后，澳洲工人的实际工资仍低于 McManus 2017 年出任 ACTU 秘书时的水平。

通胀调整后，工人的实际工资低于Sally McManus在2017年出任ACTU秘书时的水平。图片来源：David Rowe

这也是当前澳洲政治情绪转向的重要背景。名义工资在上涨，但生活成本、房租、房贷、能源和食品价格涨得更快，很多家庭实际购买力并没有恢复。对于普通工人来说，制度性权利增加，并不等于钱包变厚。

前公平工作委员会副主席 Graeme Watson 在独立研究中心论文中指出，澳洲职场监管程度在西方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生产力委员会也多次提到，监管负担增加可能影响生产率表现。

过去五年，澳洲人均 GDP、每工作小时 GDP、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和实际工资都承压。生产率低迷意味着企业和工人之间可分配的增量变少，工资上涨更容易转化为价格压力，而不是生活水平的真正提升。

这与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改革形成对比。霍克、基廷时期，澳洲推动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随后又把工资体系从集中定薪转向企业层面的谈判。时任 ACTU 秘书 Bill Kelty 后来曾表示，生产力增长支撑了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实际工资增长。

如今，劳资体系正在重新向更强监管、更强工会权利倾斜。2022 年就业峰会后，政府推动多雇主谈判制度，扩大工会进入工作场所的权力，堵住劳务派遣所谓“漏洞”，撤销建筑业监管机构，并新增“工资盗窃”相关罪名。

支持者认为，这些变化有助于保护低薪和弱势工人。批评者则认为，制度变得更复杂后，企业用工灵活性下降，投资和扩张意愿减弱，最终反而影响就业和工资增长。

即将上任的ACTU秘书Melissa Donnelly将成为首位领导这个最高级别工会机构的职业母亲。图片来源：Peter Rae

即将接任 ACTU 秘书的 Melissa Donnelly 来自公共部门工会。她主张工人应获得生产率增长的公平份额。但问题在于，澳洲目前几乎没有足够强劲的生产率增长可供分配。

最低工资和奖薪工人近年确实获得了较大幅度上调。Fair Work Commission 今年决定将约 300 万名最低工资及奖薪体系工人的工资上调 4.75%。可在通胀、房租和利率压力下，这类涨幅仍难彻底弥补过去几年实际收入损失。

工会拿到了更多规则，工人却还没有拿回真正的购买力。这种落差，正在成为澳洲经济和政治辩论中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