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支持，联邦政府已正式放弃在Bondi恐袭立法改革中设立“煽动种族仇恨罪”的计划。
本周将在议会展开辩论的一项综合法案最初提议，将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或民族血统对他人的煽动仇恨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然而，总理Anthony Albanese上周六宣布，由于显然无法获得参议院通过所需的票数，相关种族诽谤措施已从法案中移除。
上周，联盟党和绿党均对该法案及种族诽谤条款表达了异议，这预示着政府在推动立法过程中将面临巨大阻碍。
在争议条款移除后，待辩论的措施仍保留了加强对暴力威胁者的处罚、取缔仇恨团体，以及赋予内政部长更多签证撤销权等内容。
1995年，基廷工党政府试图引入煽动种族仇恨的刑事条款，但该条款在参议院遭到联盟党和西澳绿党的联合阻挠。专家表示，总理阿尔巴尼斯（右）推动法案通过的斗争与30多年前前工党总理基廷失败的尝试类似。
宪法专家 Anne Twomey 上周指出，Albanese当前的处境与30多年前前工党总理基廷（Paul Keating）失败的尝试惊人地相似。
当时，基廷政府的努力同样因联盟党和西澳绿党的反对而化为泡影。
尽管遭遇阻力，Albanese仍表示将继续进行“建设性的谈判”，并敦促联盟党列出具体的修改要求。
总理于周五向媒体直言，执政党理应全面支持该法案，若有修改意见应当及早提出。
与此同时，Albanese在周末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该综合法案将被拆分为两个部分。
其中，关于枪支法的改革将作为独立法案引入，内容涵盖对购枪者的额外安全检查及建立全国性的枪支回购计划。
此前，绿党已明确表示支持枪支法改革，但拒绝接受原法案的其他部分。
自法案草案上周公布以来，政府面临着舆论对该复杂立法可能产生“意外后果”的反弹。
绿党批评称，相关政策可能导致签证在缺乏公正程序的情况下被拒签，且刑法的扩张极有可能压制正当的抗议和辩论。
UNSW法律与司法学院教授 Luke McNamara 认为，制定新法律应是调查研究的“终点”而非起点。
多位专家也警告称，仓促进行重大刑法变更可能会对言论自由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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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重演：为何类似的法律变革屡遭拒绝
宪法专家 Anne Twomey 指出，此次被放弃的种族煽动罪并非没有先例，早在1995年，基廷政府就曾试图引入类似刑事条款，但最终因反对派认为其损害言论自由而在参议院被击败。
Anne Twomey 表示，这种立法在维护社会凝聚力方面往往收效甚微。事实上，它造成的社会撕裂可能比能弥合的更多，这也是当年绿党坚决反对该法案的核心原因。
权衡利弊：是遏制仇恨还是牺牲言论自由？
关于被放弃的刑事条款，Anne Twomey 担心这可能限制针对真实事实的正常交流。
她质疑动用刑事指控并将人投入监狱的必要性，认为这在消除种族仇恨和创造社区凝聚力方面未必是最佳路径，社会仍需讨论那些即便可能引发偏见的公共事件。
Luke McNamara 教授则认为，公众或许夸大了刑法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他指出，刑法并非解决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或跨性别恐惧症等深层社会问题的“万能药”。
此外，McNamara 强调该罪名的起诉门槛极高，必须证明当事人在主观上确实存有产生特定仇恨效果的意图。
Griffith大学犯罪学教授 Keiran Hardy 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他认为在没有具体案例参考的情况下，社区对法律滥用的担忧不无道理。
这些本旨在降低社会热度的法律，反而助长了一个高度紧张且充满威胁的辩论环境。
专家建议：暂停立法并重新评估
Luke McNamara 主张政府应从长计议，并提议参考维州的经验。维州在2024年修订相关法律前，经历了多年的证据搜寻、委员会调研和专家咨询。
他认为政府应以此为契机，暂停当前的立法进程，转而参与一个广泛、冷静且审慎的咨询过程。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多种宗教领袖的响应。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多位领袖联名致信政府，对该法案对宗教自由的影响深感担忧。
悉尼南部圣公会主教 Michael Stead 指出，过度扩张的仇恨言论法可能导致社区对立，让法律沦为判定宗教优劣的“警察”。
然而，澳洲犹太代表理事会联席首席执行官 Peter Wertheim 则对移除种族诽谤罪名表示失望。
他认为这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即蓄意散布种族仇恨未被视为严重的刑事犯罪，并呼吁各大政党通力合作，尽快通过有效立法。
尽管工党政府已在种族诽谤罪上做出让步，但反对党领袖 Sussan Ley 此前曾严厉抨击该法案“无法挽救”，目前反对党仍未对其余措施表态支持。
根治暴力：如何防止 Bondi 惨剧再次发生？
对于如何防止类似 Bondi 的悲剧重演，Luke McNamara 认为在针对反犹太主义的皇家委员会调查结束前，断定现有法律不足还为时过早。
反恐专家 Keiran Hardy 则对拟议的枪支管制及 Richardson 审查表示赞赏。他指出，相比于争议不断的仇恨言论法，完善枪支管理和联邦机构反应机制与防止此类大屠杀的关联更为直接。
Hardy 强调，虽然刑事手段在反恐中占据主导，但通过教育计划和提高社会凝聚力的拨款等非法律手段进行预防同样至关重要，这些工作不应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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