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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一年发放量不到澳洲绿卡的百分之一！拿中国绿卡有多难？
- 逐条分析！反对进一步开放中国绿卡，到底是“爱国”还是“愚蠢”？
- 结语
前言
1984年，澳大利亚的公民法修改条例出台，第一次撕掉了澳大利亚人身上的“英国附属品”标签，并规定在澳洲的英国人将成为澳洲永久居民。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其实就是第一批澳洲“绿卡”的正式持有者。
2004年，中国也终于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整整三年后，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并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实施永居管理制度。
这也是第一次，中国“绿卡制度”终于有了实施细则。
比澳大利亚整整晚了二十年。
其实这些年，中国绿卡制度虽然处于逐步开放的状态，但由于覆盖的人群面仍然极为狭小，似乎也一直没有出现太大的“水花”…
——直到2020年2月7日：
这本是一个在网络上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人们仍然为新闻中的国内疫情和国际局势忧心而发表评论，也会留言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恢复上班和正常生活。
但这份“舆情乱世”中的平静，还是在当天的北京时间凌晨0点19分，被中国司法部在官微上发布的一条微博倏然打破了。
可能由于原博下充斥了太多“不友善”评论，官方已经关闭评论 / 来源：新浪微博@司法部
平时每条转评平均只有几百至上千的司法部，这条内容却在该平台和外部平台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讨论热度:
“既然是提意见，我实名反对！”
“凭什么中国人要被计划生育，洋大人就可以拖家带口过来永居，享受同等国民待遇？”
“一旦让黑人进入，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大的灾难！”
“这不是绿卡，而是zzp洗钱利益交换的工具！”
…实际上，不论是公开网络平台还是私人聊天群组，这个群组原先的讨论主题是什么，你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层出不穷的、高举着民愤大旗的种种评论。
据悉，甚至连原征求意见入口的服务器，也在前两日因为太多人的登陆和试图提交反对意见而匆匆崩溃了。
你以为这些人这样就没辙了？
…记住，永远别小看群众的智慧：
“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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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发放量不到澳洲绿卡的百分之一！拿中国绿卡有多难？
不知道这些高举反对旗帜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是否真的逐条逐字地看完了一共五十三条、全文5244个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原文，才斩钉截铁地给出了“实名制反对”的意见？
又是否有仔细了解过原本在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以及与发达国家的移民项目情况进行分析对比？
…实际上，或许有不少人甚至根本不知道：
这其实并不是中国第一次考虑出台实施绿卡制度，更远远不是第一次为外国人授予中国绿卡。
据统计，自1986年到2004年间，中国共授予3000多名外国人在华定居的权利，但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却仅有90余人。
其中，德国专家格里希（Verner Gerice）便是中国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
格里希（Verner Gerice）/ 来源：观察者网
除了这个特别的身份以外，格里希还曾拥有许多不同的称谓：
中国第一个外籍厂长、武汉市荣誉市民、中国政府“友谊奖”的获得者，以及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的获得者。
而自2004年8月中国绿卡制度开始实施以来，第一位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则是生于美国芝加哥的著名核物理学家寒春（Joan Hinton）。
她曾是杨振宁的同学，也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但随着在二战中见证了人类受到核武器的袭击，寒春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于1948年与丈夫阳早（Erwin Engst）转而前往中国从事农牧业工作。
寒春（Joan Hinton）/ 来源：百度百科
寒春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余年，几乎可以说是大半辈子。她在83岁时终于拿到了中国绿卡，只是享受了“国民待遇”没过多久后，就在2010年以89岁高龄离世。
而在此后的七年内，也就是自2004年至2011年底：
中国一共发放了仅仅4700多张绿卡，年均发放量248张，但彼时在华常住的外籍人口实际上已达60万。
不过对于有关部门来说，其实也一直没有放弃研究修改绿卡审批管理办法的机会，并努力降低绿卡门槛，设置更加灵活务实的申请条件：
2015年6月，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中国公安部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工作单位范围；
同年9月，中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公安部提交的《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简称《意见》）。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对“中国绿卡制度”开启了全面改革和创新。
2019年2月，中国开始尝试对原籍中国且入籍海外国家的华人发放“华裔卡”，由北京中关村管委会首先进行试点，参考其他国家永居制度的形式，并使获得永居资格的人员入籍更加便利。
这些相继出台的法规条例，也随之带来了中国绿卡发放数量的显著提升：
2016年，被批准在中国永久居留的外国人共有1576名，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163%。
但这个数字，与澳大利亚、美国等那些在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人才一直在“源源流入”的发达移民国家相比，其实仍然是微乎及微的。
事实上，同样在2016-17年，澳大利亚发放的永久居留签证（非人道主义）共有约18.3万份（计划发放量为19万份）。
也就是说，中国一年发放的绿卡数量其实还不到澳大利亚的百分之一，比不过一个零头。
除此之外，办理中国绿卡的手续与步骤也一直十分繁琐：
首先得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这一点倒比澳洲绿卡现在的平均审理时间更有效率）。中国绿卡有效期一般为十年，主要可分为特殊贡献类、投资类、任职类、家庭团聚类等四大类。
…接着，让我们的视线重新回到最近公布的那份“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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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条分析！反对进一步开放中国绿卡，到底是“爱国”还是“愚蠢”？
说实话，其实目前大多数舆论对于《条例》的“炮火”还是比较集中的：
对于那些发表反对或质疑意见的人们而言，其实除了前9条“泛泛而谈”的总则之外，在特殊贡献类的外籍人才以及投资贡献类的外商引进上，倒几乎都没有什么异议。
——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绿卡对于这两类人的申请条件中，相应提出的“人才素质门槛”或“投资门槛”都相对较高（比如在中国投资折合人民币1000万以上，或在中国境内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并经政府推荐）。
而要数最能引起中国网民“炸毛”的，实际上可能还是那几条关于任职类与家庭团聚类的条例，比如「第十五条」：
外国人依法在中国境内工作，属于下列情形之一，且纳税记录和信用记录良好的，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
（一）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者从国际知名高校毕业，在中国境内工作满三年，其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一年；
（二）在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区域连续工作满三年，其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一年，工资性年收入不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四倍；
（三）在中国境内连续工作满四年，其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二年，工资性年收入不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六倍；
（四）在中国境内连续工作满八年，其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四年，工资性年收入不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三倍。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是，申请人的“工资性年收入不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X倍”这一指标，于是便立马觉得心理不平衡了：
“凭什么引进外国人不给中国人一样的工资？”
其实带着这个问题，不如先思考一下这些毕业于海外名校的精英人才的回归，究竟能为祖国带来什么价值。
常驻澳洲、中国香港的华人金融分析师程乔（化名）向《澳洲财经见闻》表示，“吸引国外人才回流、尽快和国际接轨，这表明中国在逐步开放。”
“对于中国来说，当年移民出去的优质人才（如果）能回流一半，都能直接贡献三十万亿以上的GDP。”
他补充，“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实际上是在和中国争夺人才。”
程乔用几个目前备受关注的行业，进一步举例支撑他给出“贡献30万亿GDP”的估计：
“在新材料行业，2019年在中国的市场规模是8万亿，预计2030年市场规模在17万亿，如果美国新材料行业顶级专家回国一半，（根据）美国在新材料领域的GDP1.7万美金，那么至少有一小半就会到中国。”
“在投资银行，如果按照2018年全球十大投资银行总收入1700亿美金计算，那么按照费率2%，带动的规模就是8.5万亿美金。鉴于投资银行最近几年推行的都是高杠杆业务，也就是说，能带动的GDP已经是50万亿美金。华尔街、香港中环、新加坡、法兰克福的投行精英哪怕回来十分之一，也是5万亿美金的GDP。”
“农业方面，顶级的基因工程学的人才都在美国。2017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出口的贸易逆差达到2.17亿美元，进口的都是高质量、转基因物种，出口的都是低端。只有解决了种子、化肥和农药的高成本、低产出、高毒性、低肥性问题，农业才有出路。”
来源：被访者提供
“…这些都需要引进人才，才能（在中国）实现。” 程乔感慨道。
在《条例》中另外一个尤其备受争议的点，则在于家庭团聚类申请的条件。
其中「第十七条」中包括：
“配偶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或者永久居留外国人，婚后已在中国境内与配偶共同生活五年，且每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九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
其实家庭团聚毕竟是“人之常情”，这类签证制度也在澳洲、美国等几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存在；
而为了防止“骗婚”现象，中国对于申请人证明文件的要求以及签证的审核过程也想必会不断地完善，就像其他国家一样。
——实际上，《条例》中与配偶“婚后共同生活五年”的这一要求，和澳洲同类签证中规定的“同居两年”相比已经严苛许多。
“中国是世界上最难拿到绿卡的国家。”
曾几何时，这句话曾经在某些营销文案中病毒式传播；或许，这确实也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作为华人的你我，真的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吗？
END
在将近完稿的尾声，我偶然采访到了一位已在去年5月拿到中国绿卡的加拿大籍华人小丹（化名）。
他于2001年移民加拿大，并在四年后回中国投身文化创意产业，至今已经十余个年头。
小丹表示，他拿到绿卡后的生活其实也不像网络上说的在中国享受着所谓的“超国民待遇”；
相反的是，绿卡除了目前能方便他在中国高铁系统上使用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却“比中国人吃亏多了”。
他指出，由于中国绿卡上的身份识别号码中带有护照所在地国家属性的英文字母，因此一般入住酒店、办理银行、在线金融服务，甚至连注册使用某些社交软件的系统都不能识别。有些时候，他仍然不得不继续使用自己的加拿大护照信息。
他在电话那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为什么外国政府发的护照认，中国公安部发的证件却不认？”
而当被问到对网络上的“硝烟弥漫”有何看法时，小丹一开始并未直接给出回答，而是向我娓娓讲起了一个颇含深意的故事：
“其实在国外讨论一个问题，一般是比较容易理智地讨论清楚的。比如有人在国外做过实验，把500个以上的人一起聚集在一个体育场，然后拉来一头公牛，再让所有的人对这头公牛的体重有一个估计，那么最后所有人给出结果的平均值，实际上往往和公牛的实际体重相差无几。”
但这个实验要是放在中国呢？
…或许是害怕那个差点脱口而出的答案——我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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