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德斯(George Savvides)执掌Medibank长达14年直至2016年，他将年轻人退出私人医保的现象形容为“医疗体系中的气候变化事件”。 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的卫生经济学家达克特(Stephen Duckett)则更加直言不讳，他说，这种趋势已经把私人医疗体系推入了一个“死亡漩涡”，需要紧急手术才能挽救。 不管怎么说，事实胜于雄辩：医院治疗成本的上升导致了更高的医保费，而人们——尤其是那些面临工资增长乏力的年轻人——无力支付。
随着他们取消会员资格(过去5年里，20岁至34岁的投保人数减少了11%)，他们带走了为年老和疾病较重的会员提供补贴的保额，达克特表示，这再次推高了保费。 萨维德斯说，“让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人享受私人医疗以减轻公共系统的压力，这一政府政策已开始崩溃。如果失去平衡，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昂贵的公共系统，人们排着长队，客户也很不满意。”
根据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的最新数据，过去5年，医院保险覆盖率从47.3%降至44.1%。此外，根据APRA的数据，私人医保公司必须赔付的金额，增长速度快于它们从会员那里获得的保费收入(截至9月的一年，3.6% VS 2.6%)，这引发了人们对私人医保财务稳定性的担忧。
私人医保游说团体Private Healthcare Australia的戴维(Rachel David)表示，私人医疗体系面临的挑战是真实的，但“绝对可以解决”。 联邦卫生部长亨特(Greg Hunt)承受着来自医疗行业和公众的压力，但他坚定站在消费者的一边。
他拒绝了20家保险公司提出的年保费平均上调3.5%的要求，表示他决心把今年的保费涨幅控制在3%以内，尽管各私人医保公司表示，它们正努力应对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
不过亨特也正致力于改革，从心理健康和整形外科开始，使私人人医保基金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覆盖在医院外的专科治疗。他希望在2020年中期推出这一拟议的制度，以便保险公司能够节约成本并在2021年限制保费增长。
将自己定位为“Medicare党”的工党抓住私人医保的危机，抨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领导力”，并呼吁生产力委员会对该行业进行审查。 但是工党的立场与联合政府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反对党希望保留澳大利亚的公私医疗体系，并确保私人医保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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