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超级年金体系并非全球最佳的四大原因

自澳大利亚超级年金体系建立以来，它便在国际上广受赞誉，但其存在的弊端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随着该体系逐渐成熟，这些弊端正愈发明显。

1992 年，澳大利亚推出独具特色的退休收入体系时，世界银行迅速鼓励其他国家效仿这一模式以 “规避老龄化危机”，并声称该体系能 “保障老年人生活，促进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着重强调了该体系的 “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由财政一般收入资助的养老金，用于保障老年人免于陷入贫困；第二支柱是强制性私人缴费，旨在维持退休后的收入水平；第三支柱是自愿储蓄，供那些希望进一步提高退休后收入的人群选择。其中，第二支柱将取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更为常见的公共固定收益计划，并将成为增加国民储蓄与投资的重要渠道。

澳大利亚的超级年金体系令全球羡慕，但它远非完美。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Getty）

许多澳大利亚人也对当时的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推行的这一改革赞誉有加，认为它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避免其他国家因人口老龄化而面临的政府财政压力，还能增加国民储蓄。

然而，该体系存在的弊端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随着体系逐渐成熟，这些问题正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

澳大利亚超级年金体系的问题

第一，该体系已将大部分风险 —— 包括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和长寿风险 —— 从政府转移到了个人身上。监管或许能控制市场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但在缺乏能为退休人员抵御通胀和长寿风险的产品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的现象正愈发明显。要实现这类风险保障，需要通过资金池化，并提供终身年金等产品。

第二，体系对 “资产积累” 的持续侧重，让人们忽视了其核心目标 —— 通过平滑一生的收入，提供稳定的退休收入以维持生活水平。因此，既能抵御风险又能保障收入的产品，其供需两端都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太多人过度执着于保有本金，即便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该体系原本旨在提供的水平。

第三，体系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在退休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人们必须做出一系列决策，包括将储蓄转化为收入、将超级年金与可能享有的养老金福利相结合、考量总资产（包括房产所有权）以及配偶的储蓄情况等。而超级年金基金并不擅长提供此类个性化建议。大多数退休人员日后还需重新审视自己的决策，即便此时他们的认知能力可能已有所下降。与大多数国家的体系不同，澳大利亚的超级年金体系没有一种简单的、按物价指数调整的、保障终身（或保障至存活配偶去世）的双周超级年金养老金。

第四，该体系催生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行业，这个行业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且具备榨取 “租金”（即超额利润）的能力。

让退休体系变得更好的途径

事后看来，若当初我们选择推出一个适度的公共部门全国性超级年金计划，提供全民性养老金，再加上一笔与强制性缴费挂钩的小额收入补充金，或许效果会更好。随着人口老龄化，这类适度计划可能给未来纳税人带来的成本压力，可通过严格管控来化解 —— 将福利成本与缴费金额直接挂钩。高收入人群则可通过自愿缴费来补充福利。此外，我们本应效仿大多数 OECD 国家的做法：对福利所得全额征税，而对缴费和投资收益予以免税。

这样的制度安排或许能实现个人与政府之间更合理的风险分担，确保体系真正聚焦于退休收入而非其他目标，大幅降低复杂性，并且避免催生一个权力过大的行业。

但如今再讨论这些已无意义。当前的任务是如何改革这个 “次优” 模式，以解决其主要缺陷。

首先，退休人员需要能帮助他们管理市场风险、通胀风险和长寿风险的产品。若由澳大利亚政府精算师制定价格，那么推出由政府管理的终身年金产品，并不会将成本转移给政府。

其次，当人们临近退休时，超级年金基金应被要求每年出具一份报告，说明若将预期积累的储蓄全额转化为终身年金，所能产生的预计终身收入。报告中涉及的假设条件应由监管机构与精算师协作确定。这一举措能确保人们更多地关注退休收入，而非仅仅盯着自己的 “储蓄本金”。同时，这些预期数据也可用于为基金可能推出的退休收入产品设定基准。

第三，政府应为退休人员提供免费的独立咨询服务，帮助他们应对体系的复杂性，包括养老金经济状况调查（即根据收入和资产情况确定养老金领取资格及金额的制度）。这也将促使政府简化经济状况调查流程，并确保超级年金收入与可能享有的养老金福利之间的互补性。

推出政府年金产品，同时扶持退休收入产品的私人提供商（无论是作为基金的子公司，还是独立实体），或许还能削弱当前行业的权力，使其重新聚焦于服务公众，而非仅仅追求资本积累。

尽管有充分理由确保超级年金缴费真正用于实现退休收入目标，而非用于财富创造，但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最具建设性的方法，是帮助退休人员将储蓄转化为稳定的收入，而非提高超级年金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