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澳洲明星公司“死亡名单”

2022年澳洲明星公司“死亡名单”

导读

  • 五大明星公司破产案例
  • 小股东投资者如何维权?
  • 寒冬下,破产原因总结

成也“疫情”,败也“疫情”,有些借势而起的公司,未必能挺过“后疫情”的寒冬。

随着中国防疫开放,全球已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而澳洲社会更是早已进入恢复期,居家办公的人群逐渐返回办公室、国际国内旅游大增等等。

但过去的一年中,仍有超过5500家公司都没能熬过“漫长的黑夜”。其中,不光有以Probuild为代表的因建筑成本飙升导致的大批建筑商破产潮,也不乏外卖服务平台Deliveroo这样因抢夺市场份额失败连年亏损的网红创业公司。

2022年澳洲明星公司“死亡名单”

图:澳洲建筑商Probuild

本文将精选五大案例,盘点在近些年兴起的新兴行业公司创业失败的案例,及破产背后的原因,并在文末给出广大个人投资者关心的问题,如何在破产事件发生后保护自身权益。

注:本文所述 ” 死亡 ” 泛指公司破产、倒闭、卖身、重大重组、业务关停或停更等变化。

案例1:

澳洲家居电商Brosa易主K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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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澳洲家居电商Brosa门店

作为澳洲家居电商的一匹黑马,2014年在墨尔本横空出世的网上家具零售公司Brosa,在12月14日,出乎意料地宣布进入自愿管理程序(Voluntary Administration)。随后澳洲电商平台 Kogan 以总计 150 万澳元的资产收购其知识产权、商誉和股票,以扩充自己线上家居销售的市场份额。

2022年澳洲明星公司“死亡名单”

图:Brosa创始团队David Wei,Ivan Lim和李士耀

纵观全球电商领域,中国公司有着明显的优势和经验。Brosa背后,正是三位年轻的华人创业者。整合中国供应链优势,Brosa意在解决传统家具行业存在的痛点。因此,Brosa从线上起步,直连工厂,从设计、仓储到配送全部都是自营。

在成立后的 3 年内,Brosa也陆续获得了 700 万美元的融资。而让其真正发家的风口则是 2020 年后。在疫情自肃阶段,受困于家中的澳洲消费者对于家居环境有了更高的需求,原本作为 ” 昂贵大件 ” 的家具产品一度逆风上涨,成为线上零售的顶流。

低价和具有高端设计感的产品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市场的认可,即便是疫情也无法阻止Brosa的强劲增长,公司21财年营收4344万澳元,同比增加131%,22财年收入更是在零售行业受疫情沉重打击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了43%的高增速,特别是在22财年4季度时,季度订单总和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圣诞节,让公司账上现金达到600万澳元。

Brosa 在此机遇下迅速扩张商业版图,但随着澳洲疫情管控放松,23财年情况急转直下,加之快速加息的大环境下,非必须品零售业销售大幅偏离销售预期,出现数月的连续下滑,而且进货订单未能及时取消,导致库存积压,到11月底时公司现金仅剩6.7万澳元。

为解决现金流问题,澳洲本地的核心投资人Perennial 和 AirTree 计划在当轮出资 350万澳元。不过,由于融资方案涉及债务重组,作为主要债权人之一的美国资管公司PFG(Partners For Growth)却对债务重组的方案进行了否决,最终导致融资计划流产。

疫情期间曾红极一时的Brosa,最终在股权与债权人协商无果下,迫使公司走向破产流程。澳洲电商平台Kogan在破产一周后便以150万澳元这一“捡漏”的价格就将Brosa的知识产权和商誉收入囊中。

案例2:

“澳洲版WeWork”,

Victory Offices难逃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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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寄予厚望的共享经济,在2017年前后受到各路资本和媒体的追捧,可谓是名利双收。而共享办公,作为共享经济概念火热时的代表产业,也吸引了无数创业者相继涌入。

在“共享办公”概念下的公司,其业务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办公室二房东”,它们基本会从地产公司手中租房并装修,再分租给一些较小型的公司使用并赚取差价。

除了世界闻名的WeWork,澳洲当地也有不少效仿其商业模式的企业,Victory Officess就是其中之一。面向各种规模企业提供“六星级”服务式办公室和共享办公空间,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和珀斯拥有22个运营网点。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成立后收入一路高歌猛进,2019年达到4700万澳元的最高点,并且不同于WeWork大肆烧钱,该公司2019年的净利润高达950万。

而在此时公司选择了ASX上市,可天有不测风云,上市后直接迎来了疫情的洗礼,疫情开始后随着居家办公的潮流出现,收入骤减至1400万澳元每年,亏损却高达3000万,2022年只能无奈退市破产。

究其原因,Victory Offices的失败虽然有一定管理上的原因,扩张速度过快,但疫情前多年高速增长确也是事实。

而业务抗风险能力的低下,很大程度上是该行业本身的业务模式决定的。为了保证服务品质,Victory Offices必须与地产公司签订的时间较长的办公室租约,并且在初期投入非常高的固定成本(包括装修和设备),直接退租的成本是公司难以接受的。

事实上,就连2021年在纽交所上市的WeWork,也因资产过重等商业模式问题在资本市场始终存疑,导致其股价走势一直低迷。

案例3:

潮牌店Sneaker Boy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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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在澳洲年轻人的圈子里,依靠独特的销售模式和出色的社交媒体宣传起家的潮牌零售商Sneaker Boy一度成为网红品牌,在悉尼、墨尔本市中心都能见到数家装修风格独特的门店。

这家潮牌鞋店的售价平均在1000澳元左右,销售Balenciaga 、Alexander McQueen、Valentino、Dior、Nike 和 Adidas等品牌的潮牌鞋类。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单价过高的非必须商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并不受欢迎。

疫情后,不仅因为封城门店客流大减的原因导致销售不佳,海外留学生的减少更是让其核心客户群体数量骤减,因此很快出现巨额亏损。仅仅两年时间,公司于2020年12月所发的短期债券便出现无法偿还的现金流问题。

2022年净资产水平披露为730万澳元,但其中大多都为难以变现的存货、固定资产等,当时对供应商的欠款已达到1700万,如此不景气的情况下,想要借新债还旧债肯定是困难重重,最终因资金短缺,公司只能选择进入破产程序。

案例4:

新冠检测盒生产厂Ellume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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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中受益最直接的除了疫苗厂家,其次的就属消耗量极大的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生产了,澳大利亚诊断公司Ellume便是乘着这样的“东风”起飞的一家公司。

此前,美国国防部与其母公司Ellume USA达成一项价值2.3亿美元的协议,由该公司生产家用非处方新冠检测产品,共计2000万份,而澳洲业务的创立也是为了填补其美国总部的产能不足,其生产的试剂盒绝大多数都是直接送往美国。

该项目因为赛道原因非常火爆,甚至一度被认为在2022年有很大机会可以在ASX以5-10亿澳元的市值上市。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方中也不乏业内名人,澳洲著名企业家Paul Darrouzet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主持过Bowen盆地的煤矿开发,并在2007年以6.2亿美元价格卖出,一战成名;同时他还是昆士兰旅游胜地 Coral Sea Marina的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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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昆士兰旅游胜地Coral Sea Marina

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则直接赠款3000万美元,美国医学检测上市公司QIAGEN(NYSE:QGEN,市值115亿美元) 也投资2100万美元用于合作开发新检测技术。

但是,国防部订单也不是铁饭碗,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这么强大的融资背景下,公司业务却出现了决定性失误——试剂盒假阳性率过高。

2021年10月,由于误报率过高,350 万份检测试剂盒中估计有 19 万份被召回。虽然公司没有直接说明,但外界推测此事件后,公司因为不能改善产品质量,美国方向的销路就此中断。不仅如此,美国法院还将一纸传票递到Ellume,起诉其试剂盒误报阳性结果。

因为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美国销路中断后公司没有了收入来源,公司在 2021 年筹集的利率10%的可转换票据(到期时间2023年6月30日)成为了无法偿还的短期债务,不得已进入破产程序。

破产后不久,Ellume被私人公司Hough Consolidated Pty Ltd 收购,Hough旗下有Hough Rapid的快速检测试剂盒生产业务,与Ellume业务重合度很高,但给出的价格5800万澳元价格和原本5-10亿的市值价格相比,显得异常便宜。由此可见,过度依赖政府订单的弊端在任何行业都值得被重视。

案例5:

富豪“宫斗”致Sun Cable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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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Cable这家企业在一开始就被业内人士认为,赢在了起跑线上!不仅拥有澳洲首富MikeCannon Brooks与矿企巨头FMG老板Andrew Forrest这两位澳洲顶级富豪的合力出资,还站在了新能源这一超级大风口上,可谓风光无限。

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企业,为何会走到现在这一步?该事件的深度解读,已经在澳财(ALLFIN-AU)《澳洲版“马斯克”栽铁矿巨头手里,350亿新能源项目败局是谁的锅?》文章中详细分析,包括,富豪们怎么给电力出口“画饼”;背后意在拿下整个东南亚市场;破产原因及投研团队给出的新能源投资方向,均可在文章中看到,这里就不再赘述。

小结:疫情给所有行业都带来了抗风险能力的一次考核,为了维持高速的发展,许多公司快速扩张,却淡化了对经济萧条的预期,短期债务的偿还没有确定性强的现金流覆盖。

破产后续:

小股东权益如何保障?

相比于大型机构,广大个人投资者在破产事件发生后一般更关心小股东在公司破产后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一般来说,时处于比较劣势的地位,首先无法主导公司资产的处置和控制权,其次公司在清算时最优先按照优先级清偿债务,剩余的款项才能够给股东进行分配,但破产公司一般都是无法偿还债务的,所以小股东能够顺利拿回投资的可能性较小。

但这并不代表小股东就毫无办法了,小股东成功维权的代表案例便是前澳洲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商Murray Goulburn(MG)在2019年时以4200万澳元的诉讼和解案,该案中涉及1300多投资者。

该公司在经历了需求萧条的一年后,2018年时管理层决定将公司出售,集团进入清算程序。其中非常多的投资者都是奶农身份,他们在向MG供货时也以最低1澳元/股的价格购买了公司股份,可出售的价格仅能保证0.8澳元/股的赎回价格。

为了追回损失,投资者通过金融问题解决机构 IMF Bentham (现Omni Bridgeway,ASX: OBL)对MG开展了集体诉讼,主要对MG的指控都指向了管理层对投资者误导性的业务预期与财报中违规的操作,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

最终不到一年以后,MG同意额外支付4200万澳元对此诉讼进行和解,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写在最后:

萧条周期的到来让许多公司面临困境,最终选择将业务清算。除了快速发展让公司对未来有了不切实际的高预期,而因此轻视了现金流管理的原因以外,也有一些公司业务本身性质导致其抗风险、抗周期的能力低下。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需要谨慎判断,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代表未来业务的发展前景。稳健的风险管理才能让公司度过周期的洗礼,长期发展。如果投资出现了问题也不需要坐以待毙,合理行使自身权利,为自身争取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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