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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调样本和时间的差异
- 中国民众对澳好感度持续走低、对中澳关系的定性发生变化
- 澳民众空前焦虑
- 结论
近日，《环球时报》旗下舆情调查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举行第二届中澳关系问卷调查，并发布相关结果，澳大利亚两大媒体集团均作相关报道。
此前，澳大利亚两大涉华民调研究机构：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及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也相继发布了年度民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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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三个民调，可以帮助我们一窥中澳两国民众的心态，尤其是在澳洲媒体“一边倒”的报道及澳政府极力迎合国内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动作之下，澳民众对中国和中澳关系的态度。
民调样本和时间的差异
首先，有澳媒体将今年罗伊民调中澳民众对华好感度与中方民调对澳好感度做简单对比，得出“中国民众对澳大利亚仍很热络”的结论。
这是不对的。
罗伊民调具有全国代表性，澳中关系研究院民调的取样方式类似于中方民调，但覆盖了澳所有的州。
而中方民调集中于十个“一线”或“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沈阳、武汉、成都、郑州、青岛、昆明），中方民调集中于中高收入和高学历的人群，其中76.3%属于中高等收入群体，68.17%拥有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
去年和今年的民调结果均显示，学历和收入与好感度呈正相关。
如果中方民调数据按全国人口学特征进行加权，对澳好感度至少会有十个百分点的下降。
罗伊民调和澳中关系研究院民调的执行时间为3月中旬至4月中旬，正值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中美在安克雷奇正面交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澳方涉华报道数量和负面性明显上升。
而中方民调的执行期为6月11日-15日，其间并无太多涉澳重大新闻。因此，在分析受访者的态度时也应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
中国民众对澳好感度持续走低
对中澳关系的定性发生变化
其次，澳大利亚媒体认为，澳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主要针对收入水平较高群体，该群体“对澳大利亚热爱依旧”。
但近两年的中方民调显示，这一群体中对澳大利亚的好感度也在持续下降。即使在这一群体中对澳大利亚的好感度也在持续下降，从去年的65.28 下降到今年的55.61%。
选择澳大利亚为“中国最好的朋友”的受访者比例同比下降40%。
同样的，尽管澳大利亚仍然在受访者群体中拥有较广泛的知名度，今年选择澳大利亚为“最想去留学的国家”和“最想去旅游的国家”的受访者比例均出现17%左右的降幅。悉尼歌剧院庆祝中国新年点亮中国红 图片来自网络
相应的是，受访民众对中澳关系性质的认知持续出现变化，认同“澳大利亚对中国来说更意味着经济伙伴”的从去年的66.8%下降到58.7%，明年或进一步降到50%左右。
与此同时，将澳大利亚更多定义为“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威胁”的受访者同比增长5个点达三分之一强（34.2%），定义为”军事威胁“的比例更是翻番达到7.1%。
考虑到中方民调的样本分布，我们认为中国民众对中澳关系的定性已经随着两国关系的持续走低发生了质的变化。
澳民众空前焦虑
与之相比，澳方两个民调均体现出民众对中国和中澳关系的高度焦虑，不少数据已达历史最高水平。
例如，罗伊民调中澳民众对华好感度自2019年出现显著下降，与澳政府的宣传和措施，以及澳媒涉华报道负面性显著增强在时间线上完全吻合。
好感度从2018年的58降到2019年的49、2020年的39直至今年的32。而此前均相对温和，徘徊于53至61之间。
澳民众的焦虑感最为生动地体现在“中国对澳大利亚来说更多是经济伙伴还是安全威胁”这一问题上。
2015-2018年间仍有77-82%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经济伙伴”，20020年急挫至55%，今年继续下降至34%，持“安全威胁”观点的达63%。澳中关系研究院民调中，也有6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在对华政策上更为强硬”。
澳对中国以及中澳关系的焦虑也体现在媒体的偏向性报道和智库的推波助澜中。
但当受访者对澳媒涉华报道进行评价时，有61%认为是“公正、平衡的”。
当我们将澳学术平台、媒体、小报、社交媒体中关于中国的公共讨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信息茧房”已牢牢筑起。图片来自网络
“对话（The Conversation）”“珍珠与刺激” ( Pearls and Irritations )”这样学者、外交人员聚集的公共政策学术平台上尚能看到对中澳关系的客观分析、对澳方做法的反思，而澳两大媒体集团则走上了同一条“批评中国”的道路，甚至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正确”。
在这样“一边倒”的氛围中，民众认知与媒体报道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结论
罗伊民调中的受访者当问及“若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你认为应该怎么办？”时，57%认为应当“保持中立”，41%认为“应该支持美国”，1%认为“应该支持中国”。
澳中关系研究院的民调也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应继续试着同中国保持紧密的关系”。
同时，在面对罗伊民调中“澳大利亚是否可能同中国和美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有72%的受访者认为“可能”，27%“不可能”。
未来这一点能否做到，以及中澳关系未来如何发展都取决于澳大利亚对局势和战略选择的冷静认知。
澳中关系研究院民调的受访者中，仅32%认为“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处理得好”。
坚称“民众意愿仍然高涨”、寄希望于经济交往与人文交流持续热络，既是鸵鸟心理，更是一厢情愿。
罗伊民调中当受访者回答“你所遇见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对你对中国的整体观点有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时，称“负面影响”的比例已经在五年间分别增长了10和15个点，2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遇见的中国人对其对中国的整体观点呈负面影响”，高达3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对其对中国的整体观点呈负面影响”。
结合中方民调，经济和人文交流所能发挥的“压舱石”作用能持续多久，令人担忧。
作者：胡丹 – 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副秘书长、涉澳民调报告作者。
本文所有观点及结论仅代表原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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