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众点名道姓的指出某些银行执行官行为不轨，实在是银行界的一个猛料。但究竟效果如何，研究结果显示参差不齐。
在澳大利亚四大银行首席执行官的议会听审上，这个想法被再次提了出来。这个关于经济提议政策的常设委员会将要求银行公开汇报，在上周工作日内出现的所有违反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所规定的职责义务的行为。
具体来讲，这份汇报需要包含如下内容，即对违反行为进行详细描述、违法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防范再次出现这样的行为，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负责违反行为发生相关部分的高级执行官有谁以及对这些执行官如何惩治等内容。
其实在经济政策领域，这种银行执行官被指名道姓的案例有很多种，比如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曾公布了被明令撤职的有违纪行为的财务顾问名单，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the CFA Institute）也曾公布了违反机构相关规定的会计名单。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却是，只是空有形式，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善。
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当前没有一项研究证明，这些冠冕堂皇的做法减少了银行界的违反行为。
羞耻心和人类行为
羞耻心是一种同内疚、骄傲、尴尬等类似的自我认知情感。它往往是在人们的个人缺陷受到公众贬低、斥责甚至是厌烦时萌发出来的一种情感。
而相反，社会认同感和赞赏却往往是人类行为向善的主要动力。因此，我们会自然本能地避开一些不愉快的经历，避免让我们长时间感到羞愧的事情。这样一来，人类的这种情感似乎可以成为用来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对于那些十分看重名誉的公众人物（比如高级执行官和政客）。
在某些政策背景下，针对个人行为指名道姓的做法是有效的，但这种影响还是尚无定论。比如，对于性侵犯的研究发现，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积极影响，但公众支持和公信力的有效性却很明显。同样的，人权侵犯研究发现，这种做法可以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但同时有负面的反作用影响。
这些错综复杂的研究发现可以从羞耻心对行为的影响研究中找到答案。有经验证据表明，羞耻心可以激发人们分享和帮助他人的行为。
一些学者认为，羞耻心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建设性作用，可以激发人们不断的提高自我修养，遵循社会行为规定。然而，这个结论却同几十年前的多项发现截然相反，后者发现，羞耻心可能会导致人们出现消极怠慢的行为甚至还会出现敌对和报复的心理。
而这些发现也恰恰证明了，这种公开指名道姓，并要求公开汇报违反行为以及承诺采取措施，避免再出现类似行为的做法在澳洲国民银行和澳新银行首席执行官这里，并不适用，甚至还会产生反作用。
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约束社会行为的理论，就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John Braithwaite 提出的“融合性羞耻理论”。这是一种可恢复的行为约束法，这种方法将公众对违反行为的起初的不认同感同之后的原谅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人们长期蒙受羞耻感的折磨，并能修复违反者同社会的关系。
然而在犯罪学研究中发现，关于这种理论对避免再犯所产生的效果，经验型的纪录跟踪显示依然错综复杂（部分原因肯能是执行上的漏洞所导致）。而且尤其在白领阶层犯罪案例中，这种做法的效果更是微乎其微，根本无力支撑这种做法在金融服务行业的监管有效性。
理想情况下，政客、监管者以及行业利益相关人可能会评估这种羞耻心理论在履行其他相关的规定（比如《银行行为规范条例》以及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执行条例）和政策（告密者保护法以及领导力有效性的汇报）上的效果。但最终，我们需要的是，在满足公众达到了对让他们咬牙切齿的执行官羞耻的目的之余，必须要确保对是否履行道德规范，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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