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恐惧的土地,仇恨和武器泛滥之乡

近年来,美国民间武装团体的活动不断升级,携带武器抗议事件不断增多。

通常人们认为这源于美国右翼社会,是右翼众多问题中的一个并不那么起眼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现象背后的渊源要广泛和深刻的多。民间武装团体存在于美国政治的左派和右派。民间武装团体的突起加剧了新冠病毒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分裂。

我居住在位于落基山脉边上的一个半城半山的小城,只有50万人,但这里的新冠死亡人数已经高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冠死亡人数的总和。我这里算是美国比较安全的地方之一,纽约或新泽西等地区新冠死亡人数达到数万人。

美国,恐惧的土地,仇恨和武器泛滥之乡

除了疫情外,封城造成的经济危机十分严重:在过去的10周中,有4000万美国人申请救济金,大量企业破产席卷美国。

分析人士预计,随着税收的下降,将会出现一波市政当局破产潮。尽管国债接近30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国会仍然承诺2万亿美元(3万亿美元)的纾困支出。

如果说新冠病毒海啸的第一波冲击是针对人们的健康,第二波的冲击是破坏力更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还有第三波:到今年年底,健康危机和经济危机相互重叠,再加上记忆中最激烈的总统大选,可能导致美国国内出现武装冲突。

我们已经看到抗议者,其中一些全副武装,强烈要求经济重新开放。一位抗议组织者的丈夫本周在脸书上发布了一个视频,表示他准备对州政府采取武力行动,抵制封城造成的“新世界秩序”。

一个支持民间武装团体的网站发表了一个列表,统计了全美50个州的361个民间武装团体。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民间武装团体的会员人数激增,左派和右派的极端组织暴徒用棒球棍,自行车链条和胡椒喷雾器在华盛顿特区,西雅图,波特兰和底特律的街头互相搏斗,这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武装团体的加速发展。

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通常令人昏昏欲睡的大学城夏洛茨维尔 ,举行了“右派团结起来”的集会,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左派的冲突造成了死亡事件。这对美国意味着危险,但这种趋势将长期存在。

特朗普当选后,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Antifa和极右的“爱国祈祷者”(Patriot Prayer)、“骄傲男孩”(Proud Boys)等组织之间的冲突进入高发区。大规模游行示威,例如“黑人生命重要”,“反对生物灭绝的起义”和“妇女的长征”也大量增加。

极左的民间武装,例如“反叛的红脖子”(Redneck Revolt)和“约翰布朗枪会”(John Brown Gun Club),不仅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极右对手,也复制了右翼民兵的组织方法和对军用武器的使用。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事件中,极右派和极左派都有武装团体携带枪支担任护卫,还有毛遂自荐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这第三方叫做 “宪政主义分子”和“誓言守护者”,主要由退伍军人和执法机构退休人员组成。

在美国西部,另一场由“独立公民”组织发动的农村民间武装运动已经展开,他们拒绝联邦政府的权威。尽管媒体将“独立公民”描述为具有种族动机的团体,但就西部的文化特性而言,主权公民的意识既不左也不右,是源自于西部旧时代自力更生的武装自由主义传统-牛仔文化。

2014年4月,内华达州的放牧权纠纷引发民兵与联邦土地管理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武装对峙。联邦机构试图扣押牧场主克莱夫·邦迪的牲畜,结果招来了全美各地的数百名民间武装人员。民间武装人员包围了联邦机构人员,对他们进行武力恐吓,迫使他们退缩。

2014年的僵局以民兵的不流血胜利告终,但近两年后,邦迪的儿子安蒙(Ammon)武装占领了俄勒冈州东南部一个联邦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总部。这次政府赢了。

联邦和州政府在2016年1月至2月对民间武装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围困,导致了亚利桑那州一位富有魅力的牧场主LaVoy Finicum的死亡。根据政府的录像,这位牧场主在高举双手准备投降之前被射杀,这使他成为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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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现象不仅是美国两极分化的一种症状也是造成美国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特朗普加剧了美国左右两派的对抗:在2016年大选期间,亚利桑那民兵组织了武装巡逻支持特朗普的边境墙计划。左翼的“反叛红脖子”针锋相对地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组织了一次全副武装的武器表演,在他们发布的YouTube视频中,成员用半自动步枪向标有“极右”符号的目标射击。

几个月后,Antifa在亚利桑那州Flagstaff附近召集了一次“反殖民地反法西斯社区防御集会”,其中包括武器训练和反警察战术演练。如今,极左派和极右派在几个边境州和“选票争议地区” 近距离对抗。这些地区包括西北太平洋地区,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

疫情以来对封城的不满导致了民间武装力量对政府施压的升级。

身穿迷彩服和防弹衣的民兵手持半自动步枪,乘坐退役的军用卡车,参加了4月针对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武装抗议。在俄亥俄州和北达科他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

一周后,示威者,部分携带AK-47步枪,涌入密歇根州的州政府,向政客们施压。

种族冲突的趋势也开始呈现:密歇根州政府事件发生一周后,一群手持AR-15步枪和自动手枪的非裔美国人在密歇根州议会大厦外发动了一场武力示威,以支持政府立法机关的黑人成员。阶级不平等和种族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团体,特别是左翼的Antifa武装起来,传统上非暴力的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也加入这一行动,这些左翼组织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

大规模抗议活动的上升

在明尼阿波利斯,白人警官杀死了手无寸铁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导致数千名抗议者冲上街头。数晚的骚乱,烧毁了多座建筑物和汽车,洗劫了购物中心和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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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星期四,军警向叫嚣的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至少有1人在暴动中丧生,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有望与警察一起努力恢复秩序。

冠状病毒加重了美国社会撕裂,这远非是社会的右倾化,而是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不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对立,国家主义和反政府激进分子之间的对立,极左和极右的对立,倡导集体主义的“沿海精英”和生活在“辽阔的内陆原野”上的固执的个人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代表各种政治势力的“演员”全副武装准备利用这些对立粉墨登场。

我认为,分析人员把右翼武装分子定义为“仇恨团体”,吸引了过多的社会关注。右翼极端分子对一些社会现象的仇恨的确远远超过大多数社会团体,但把美国社会内部出现暴力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仇恨则是一种误解。

正如Stathis Kalyvas十年前在《内战中的暴力逻辑》中所论述的,最严重的暴行不是出于仇恨而是出于恐惧。对被欺凌的恐惧,以及对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的怀疑是引发社区暴力的关键。

恐惧引导仇恨,仇恨又进一步催生恐惧。对新冠病毒的恐惧,加上政府显然无法解除人民对各种安全的恐惧,正在推动当今民间武装力量的增长。

如同伊拉克,如同索马里

对我来说,当前的美国局势与我在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和哥伦比亚看到的情况令人不安的相似。游击战和非常规战争的理论非常适合当今的情况。

如果把一个武装运动想象成一个金字塔,那么大街上成千上万的抗议者(以及呆在家里的成千上万的支持和同情抗议者)就代表了群众基础。

人数较小的组织者和各种支持小组在金字塔的上方。 

武装分子数量较小,但他们配备的武器优良,各种技能和组织能力较高。

值得记住的是,将近300万美国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过役,这些人熟悉城市和乡村游击战,他们回到美国,美国41%的人拥有枪支或与有枪支的人一起生活。

美国没有国家枪支登记,因此只能估算。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大约有1亿支私人枪支,还有数千亿发子弹。鉴于很多美国人具有反恐战争的战斗经验,这种巨大的军事潜力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巨大不同。

新冠疫情使得枪支购买激增,购枪背景调查的数量激增至最高水平。

许多初次购枪的人士属于左翼的进步主义分子,他们传统上回避枪支,对武器安全性了解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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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战争,阶级战争

更令人担忧的是地下团体,左右两方面都有,例如所谓的“极速前进者”。与民间武装团体和群众集会游行相比,这些人往往规模小,机密,而且暴力程度更高。他们遵循分散指挥原则,实行“无领导人抵抗”战术,这种战术由极右翼组织在1980年代提出,被包括圣战分子在内的各种政治背景的恐怖分子所采用。

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发起种族战争,阶级战争或两者皆有,来加速摧毁他们要推翻的社会秩序。

地下网络使用“秘密细胞”的方式进行联络,使用深层网络工具(例如Telegram或RocketChat)进行通信,这些能安全收发消息的应用程序已成为极端主义者的避风港。一些更开放的网络渠道,例如聊天室已关闭。(如新纳粹论坛Iron March)社交媒体上的语言监管不仅将极端主义团体推向地下,而且还推动了一种全新的网络语言的出现。

“ Boogaloo”一词被广泛用于描绘即将来临的内战。为避免推特审查制度催生了短语例如“大冰屋”或“大卢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兵喜欢穿夏威夷衬衫。

电视用语“冬天来临”( Winter is Coming)和表示喜悦的 Cowabunga很受欢迎,极端主义者还创造了各种缩写,例如“ Spicy Time”和BAMN(含义:通过任何必要手段)和BFYTW(含义:因为要揍你,这就是为什么)。

有人称城市游击战为“我的世界”:在推特上讨论游戏的话题实际上指的是即将到来的冲突-语境决定一切。更露骨,直接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用深层网络,Telegram或新纳粹网站(例如Daily Stormer)进行。这些网站用前苏联“.su”作为互联网域名,一种避免审查的方法。博士论文可以用万花筒般的视觉符号撰写,这些符号左右极端主义的组织都会使用,用来表示对信仰的忠诚。

极端组织“极速前进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组织以及环保组织中有很长的历史,这些环保组织包括“地球解放阵线”或“地球第一!” 后来,右翼极端分子也参与了这个组织,例如2019年新西兰基督城枪杀案的杀手布伦顿·塔兰特,这类极端分子接受生态新纳粹恐怖组织-绿色旅的极端的环保意识形态,

其他右翼的“极速前进者”团体包括Atomwaffen¬Division(在澳大利亚设有办事处)和成立于2018年中期的“基地”The Base,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团体(阿拉伯语al-Qa’ida和英文the base 意思一致,都是基地的意思)。联邦调查局特工对基地组织开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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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基地组织在今年1月试图攻击位于弗吉尼亚州国会大厦外举行的大规模拥护持枪集会。基地组织制定了“极速前进者”惯用的计划,准备渗入集会,然后向反对持枪的抗议者和警察开枪,挑动大规模屠杀,从而将和平的(尽管带武器)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

该小组的负责人, 外号“诺曼·斯皮尔”,直到最近才知道他叫瑞纳多·纳扎罗,新泽西人。他的总部位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他从那儿遥控指挥位于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和新泽西州的秘密下属。没有公开证据表明纳扎罗和俄罗斯情报部门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尽管媒体和“基地”组织内部有很多猜测。这凸显了一个风险:外国可能影响即将举行的2020年总统大选。

新的冷战

疫情加剧了中美本已尖锐的矛盾,美国和中国正迅速陷入新的冷战。双方都在加强军事能力: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活动有所增加;而在过去三个月中,美军进入的次数比去年全年都要多。

同样,美国无人机在1月份炸死了伊朗革命卫队秘密行动负责人苏雷曼尼,他多年来一直对抗美国。

中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加剧的经济制裁促使德黑兰报复美国,通过制造美国内部不稳定事件从而减轻伊朗自身压力。

伊朗有在美国境内发起致命秘密行动的历史,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当时伊朗圣城旅招募了一个犯罪团伙,试图通过他们爆炸华盛顿特区一家高档饭店来暗杀沙特大使。

当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伊朗从事类似活动,但是关注美国当下形势的伊朗特工不可能不考虑这种行为。

即便国外干涉确实发生,美国民间武装团体也可能不知情。美国民间武装组织的许多人是爱国主义者,尽管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的某些人和某些政策,他们不可能公开和外国势力勾结。

大部分“基地”组织成员发现自己的领导人住在俄罗斯不舒服。但是敌对的外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煽动美国的国内紧张气氛,这些方式包括提供匿名资金,炒作网络信息,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培训和设备,或进行张冠李戴式的造谣生事。

当然,不可能确定地说今年是否会发生重大暴力事件。但从现有证据中看,这种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正在增加。我们多少可以预测,暴力事件可能在何时、何地以及采取何种形式爆发。

鉴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今年夏季会面对严重的经济停滞,然后可能发生第二波感染浪潮(预计在10月至11月)。

疫情,经济停滞和社会安全的事件会产生复合影响,这种复合影响的顶峰出现在总统选举和下届总统就职的过渡期,即今年十月下旬到明年三月至四月。

即使没有病毒,这次选举也是一个燃爆点。

疫情对健康,经济和社会安全的综合影响可能使情况更加恶化。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左翼必然会发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左翼激进分子的不同派系可能会采取所谓的“直接行动”,例如,像“基地”组织一月份针对弗吉尼亚拥枪集会那样,挑动武装冲突。

街头抗议活动为极端组织挑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如果特朗普败选,右翼民兵组织的成员或街头抗议者也可能组织参与暴力活动。

在“选票摇摆地区”,左翼和右翼武装分子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不论大选结果如何,可以预见到暴力冲突会发生。暴力冲突会不会扩散取决于高层领导者的政治领导力,而今天民主共和两党对新冠病毒的处理,相互之间的争论和攻击,表明这种政治领导力几乎没有出现的可能。

如果暴力确实蔓延,它不会是美国内战的重演。相反,考虑到各种政治团体的多样性,地理上的重叠交叉和其结构的松散,可以预期暴力冲突将以更多样化的方式扩散。

记住哥伦比亚

可能最好的比喻是哥伦比亚,从1948年到1958年哥伦比亚经历了10年的犬牙交错般的冲突。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阶级,意识形态和种族矛盾,骚乱从波哥大开始,然后蔓延到农村。

两个主要政党,哥伦比亚自由党和哥伦比亚保守党各自动员农村支持者袭击反对自己的社区;地方政府动用警察杀死或驱逐政治对手。极端分子加入,职业杀手出现并从暴力中获取利益。最终有200,000人被杀,200万人流离失所。哥伦比亚军队在最初阶段保持中立,但最终仍然介入。军方在1953年的一次政变中夺取了控制权。冷战时的两大超级大国也施加了影响。

哥伦比亚不是唯一的先例。

上个月是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发生25周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国内恐怖袭击。炸弹袭击者是海湾战争退伍军人蒂莫西·麦克维。麦克维说1992年的红宝石岭事件和1993年的得克萨斯州韦科事件激起了他的愤怒。当地政府在这两起对邪教组织的执法行动中杀死了78名平民,包括26名儿童。为报复政府,麦克维用汽车炸弹炸毁了一座联邦机构大楼,但里面有一个托儿所。爆炸造成168人死亡,其中有19名儿童,680人受伤。麦克维在受审后说,死者中的19名儿童是他意图发动反政府起义的“附带破坏”。“附带破坏”是一种军事术语。

民间武装分子的活动确实大大增加了,但是大多数民间武装谴责麦克维残酷无情的恐怖行为,破坏了他们自以为是的反政府的正义事业。麦克维在9/11之前的几个月被执行死刑。

回应当下,红宝石岭和韦科事件引发恐怖事件的风险似乎显而易见。分析人士警告说,今年极端主义构成的风险与1995年一样大。在1995年时麦克维的袭击很难预见,其具体细节无法预测。但是,与极端的新纳粹案件不同,新冠疫情使得2020年发生暴力的风险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规模更大并且在军事意义上更为严重。美国很可能正处于“麦克维爆炸案”的前夜。

本文来源: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author/David%20Kilcullen,作者:DAVID KILCU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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