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对冲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雷·达利奥（Ray Dalio）在退居二线之后一直专注于写作和教育，除了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大锅炖“正能量鸡汤”以外，老爷子最专注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新世界的秩序”（New World Order）。
作为在金融界驰骋几十年的老司机，达利奥通过量化包括经济增长速度、国防军事实力、教育和医疗水平等不同指标，把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一篮子国家抛入大数据的运算和建模中，之后再通过经济周期和各个时代的全球霸主（荷兰、不列颠、美利坚等）相结合，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目前世界霸主美国的下坡将不可避免，而替代美国的，将会是中国。
虽然达利奥并没有准确预测这种由中国引导的全球新秩序的开启时间，但是近年来美国的不断下坡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而最近美国总统拜登突然推迟在悉尼与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首脑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推迟对话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日本广岛举行的7国峰会（G7 Summit）需要拜登出席，但是另一个原因，则是美国正在面临的债务上限危机，而此时的华盛顿比广岛更需要拜登。
就在美国两党在国会中争执不休并难以达成共识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迅速计价避险，美国三大股指和美元出现了数月以来罕见的巨大波动。
如果在6月1日之前无法提高债务上限，那么美国将面临有史以来首次违约的毁灭性风险。
那么这场全球都在密切关注的债务上限危机（Debt Ceiling Crisis），是否与澳大利亚有关呢？
首先，债务上限，是指美国政府所发行债务的最大限额，这些债务又以国债为主。自美国政府在1917年通过立法实施债务上限以来，这个债务天花板就一直存在，虽然最初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府大肆举债而破坏信用，但是在此后的100多年间，这一上限一共被提高了78次，而美国的债务上限也达到了目前的31.4万亿美元。
如果达到上限，那么美国政府将无钱可花，在关闭非必要政府部门之后（政府停摆），下一步就是无法向美债投资者派发利息，也就是违约（default）。
虽然债务上限危机每次都声势浩大，却又都有惊无险——即便美国党争再凶猛，又怎么可能会让自己的国家违约呢？
直到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旷日持久，美国政府维持数十年的AAA级信用评级被降级至AA级，随即引发了美国股市的暴跌，其中最能体现美国经济健康程度的标普500指数在短短几个月内跌入熊市（下跌超过20%）。
股市市值蒸发上万亿美元，但是真正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政府通过在全球发行国债而廉价融资的能力——随着评级的下降，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提高利息来吸引全球投资者，而融资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了美国经济和金融机器的运转。
回到今天，按照华尔街金融巨头们的惯例，媒体在铺天盖地散播“债务违约末日论”的确符合“没有恐慌制造恐慌”的老配方，但是许多人却忽略了一点——今天的美国和过去那个在二战后通过巨大黄金储备量而创建美元霸权的美国，已经大不相同。
如果我们按照达利奥常用的3个指标来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究竟：国家领导能力、经济发展潜力，以及货币和债务信用度。
从领导能力（Leadership）方面来看，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胜选一直被大量美国选民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as long as it’s not Trump）。但是真正困扰民主党的，并不是年事已高的老总统，而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平平政绩，其中处理最不当的，就是特朗普问题。
从联邦调查局搜查特朗普府邸，到纽约法庭审判特朗普“公款支付艳星封口费”案，这些高调的美国政治斗争，在损害美国霸主形象的同时，更是忽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当时特朗普崛起的原因，正是大量遭到边缘化的底层劳动人民。
底层劳动人民之所以追随特朗普，又是因为民主党执政多年下的“精英治国”，美国制造业的外迁不仅重创了五大湖区（内陆制造业地区），更是加剧了社会固化和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
正如《澳大利亚人报》的一位美国问题专家所说：“现在使劲往特朗普身上泼脏水，破坏他在2024年大选时卷土重来，恰好证明了拜登和民主党对其的恐惧，更是民主党无能的体现。”
再看经济方面，昔日辉煌的美国西海岸经济中心，旧金山和洛杉矶，已经成为了超过10万名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从富丽堂皇的比富丽山庄到中央商务区，五颜六色的帐篷和几公里长的帐篷大军，都是美国经济问题的直观体现。
民生，和数万亿美元催生出的股市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美国国债、美元霸权和信用危机，就成为了这座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底线。
而就在上周五，日本日经225指数和德国DAX40指数纷纷创下30年和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美国1月期国债遭到大规模抛售，其收益率创下22年来最高水平（价格与收益率呈反比）。
可见，全球资金已经为了避险而迅速流动，我们也不难看出，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并没有成为这些资金的目的地，反而成为了资金流出的源头。
现在，我们再回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就在上周，中国驻澳大使肖千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将即日起恢复进口澳洲木材。
木材作为中澳常规贸易商品的一种，其年度出口总值达到16亿澳元，而木材贸易的恢复，也点燃了两国商界和民间对包括大麦、红酒以及龙虾等一篮子商品加入这一行列的希望。
这一消息更是两国关系自2020年跌入谷底以来的又一次实质性升温。
在此消彼长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如果因为债务违约而导致霸权地位受损，那么澳大利亚应该如何在“新世界的秩序”中保护自身利益，将会是未来20-30年里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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