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来，联邦议会成员一直在公开表达对中国影响澳大利亚范围和力量之大的担忧。现在，冠状病毒危机加剧了这些担忧，澳中之间的外交争斗不再仅仅局限在委员会会议室，而是升级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心脏地带。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on)指责中国策划了对澳大利亚的网络攻击，窃取了知识产权。作为回击，中国指责达顿偏执，还模仿华盛顿的台词。
澳洲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正在游说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在内的全球领导人，赋予世界卫生组织武装检查的权力，让他们可以在不受邀请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调查疫情。
工党领袖安东尼·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也呼吁中国提高透明度，并支持莫里森加强世卫组织权力的努力。
这场非同寻常的争论对澳大利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为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双向贸易伙伴，每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约为2000亿澳元。中国购买了更多的我们的出口产品，并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海外留学生和游客。
尽管存在这些经济联系，但以自由党的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和工党的安东尼·伯恩(Anthony Byrne)为首的越来越多的议员现在呼吁，一旦COVID-19疫情危机过去，就需要重新思考澳中关系。其中，伯恩是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主席。现在，来自多个政党的至少11名后座议员公开发表了批评言论，涉及的问题从外国干预到澳大利亚制造商和大学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不一而足。
但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提出，新冠病毒的爆发只是给了那些已经反对中澳密切关系的人一个“推动他们主张的机会”。
该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詹姆斯·劳伦斯森(James Laurenceson)表示：“世界上的有很多像自由党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s)这样的人，他们对澳中关系有特殊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相当强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在利用这些促进他们的竞选活动。
“自由党的安德鲁·哈斯蒂(Andrew Hastie)和工党的安东尼·伯恩(Anthony Byrne)一直以来都在很多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这没什么不好，我也只是观察到了这些而已。”
劳伦斯森教授说，这一次的疫情为这些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议员们提供了“进一步的弹药”。
虽然他欢迎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但他表示，那些批评两国关系的人并没有具体说明替代方案将如何运作。
“我认为应该就“政府是否应该扩大其战略储备”进行理智讨论。我们已经有了石油和口罩等的战略储备；我们是否应该将储备范围扩大到包括其他几种商品？但你很快就会发现，情况变的一团糟，并且给澳大利亚纳税人带巨额成本。”
“我确实注意到，当人们谈论重新建立澳中经济关系时，对细节非常含糊。他们从不谈论哪些商品可以进入，哪些商品可以退出，哪些产业应该扶持，哪些产业不应该。
“你在出口方面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你会听到，‘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市场多样化’。嗯，太好了，我们都同意那会很好。但这有多实际呢？美国不想要我们的东西、欧洲不想要我们的东西、只有中国要。”
“我们希望印度购买更多商品，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支付。所有这些想法听起来都很棒，但要付诸实施一点都不容易。”
“这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他说。
“如果他们更透明，如果他们允许更自由的信息流动，我们的情况会更好，所以这一点没有争议。”
“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一些特点并不新鲜。”
“几十年来，这不是令人意外的新鲜事。”
“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会暗示这是一个新现象，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处理这个问题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已经非常善于处理这个问题了。”
劳伦斯森教授说，过去，澳中政治关系并没有影响两国的商业关系。
他表示：“自2016年以来，就没有澳大利亚总理被邀访华，但你猜怎么着，我们与中国的贸易目前依然处于创纪录高位。”
“没有人会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自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一直非常不稳定，但我可以指出贸易数据，它不是来自中国政府，而是来自澳大利亚统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数据显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额从未像现在这样大，我们与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量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广泛。”
周四，澳洲统计局发布了3月份的初步国际商品贸易数据，数据显示，在对华铁矿石出口的强劲推动下，出口额比去年3月份增长了16%。
该报告还显示了澳大利亚对从中国购买的商品依赖程度非常高。
澳洲统计局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平均占所有进口价值的四分之一左右。”
报告发现，今年1月至2月，当中国处于冠状病毒封锁状态时，来自中国的进口下降了41%，但在3月份再次上升。
澳洲统计局指出：“推动这一增长的是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电动机械等消费电子产品进口的增长。”
随着冠状病毒爆发带来的灾难损失变得明朗，全球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包括英国进一步呼吁约翰逊政府撤销允许中国电信公司华为(Huawei)建设该国5G网络的决定。
前独立参议员尼克·色诺芬(Nick Xenophon)过去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并帮助扼杀了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批准引渡条约的意图，但现在他居然成了华为的律师。
尽管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该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5G网络建设，但该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形象仍在继续提升。
色诺芬表示，作为一名律师，他关心的是确保华为遵循正当程序，受到公平的待遇。
“我不是他们(华为)的发言人。“但这些是我的观点，”他说。
“我对华为的看法是，他们是澳大利亚企业史上受到最不公平待遇、最恶意对待的公司。”
他表示，该公司曾提出与所有国家安全问题合作，提供黑客防护措施，将生产转移到海外，并在西方出售知识产权，但都无济于事。
政府及其大多数五眼情报合作伙伴更喜欢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诺基亚(Nokia)和爱立信(Ericsson)，尽管它们的许多设备也是由中国制造的。
“我猜我担心的是：无论是从左到右，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人，在谈到与中国和华为做生意时，色诺芬表示：“我们都把理性抛到了窗外，人们在这方面陷入了某种狂热。”
“重要的是要进行基于事实和理性的辩论，而不是恐惧和歇斯底里。”
色诺芬表示，这场辩论的内容已经变成了反华。
“在我看来，狗哨政治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并没有什么微妙之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澳中关系。”
“我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辩护者，但我会为我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华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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