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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 养老金体系中的千万富翁
- 强制雇主缴纳比例生变
- 以房养老
- 养老基金收费
- 结语
前 言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针对退休收入的审查，每年养老金税收减免成本接近420亿澳元。
然而，如此昂贵的成本背后，富人获益最大。
虽然初衷是帮助建立储蓄退休收入，但是，当前的养老金体系却沦为富人的节税利器，财富传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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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体系中的千万富翁
数据显示，目前，近1600万澳大利亚人拥有近3万亿澳元的养老金资产。
乍一看，这个体系覆盖范围挺广，规模挺大。然而，广义数据的背后掩盖了财富分配不均的差异，继而导致养老金体系并没有真正惠及那些“切实所需”的人群。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养老金“超级大户”（结余超过500万澳币的个人）的账户数量超过11万个，总额超过900亿澳元，年度税收减免额约为7万澳元。
进而言之，在2005年至2015年期间，结余超过1000万澳元的养老金账户数量增加了1200％，从151个增加到1839个。
对于结余超过1000万的人员而言，年度税收减免额高达16.5万澳元。
由此可见，这些“超级富裕”账户持有人享受政府支持力度远远大于低收入人群。
早在特恩布尔执政期间，个人免税养老金帐户上限设置为160万澳元，夫妇两人则实行320万澳元的免税供款上限，超出部分则适用15％的优惠税率。
相比边际税率，15%的税率的确可以给富人省下不少钱。
针对富人享有的“慷慨”税收优惠问题，自由党议员安德鲁·布拉格（Andrew Bragg）说：“退休体系是一个储蓄系统。我们怎么能拥有一个花钱比存钱更多的体系呢？”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整个退休体系需要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个系统不是供富人进行财富世代相传的体系。”
整份审查报告长达650页，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董事兼财政部高级官员迈克尔·卡拉汉（Michael Callaghan）撰写。
卡拉汉表示，为了防止养老金体系沦为高收入人群的节税利器，现在是时候对养老系统进行改革了。
报告指出：“尽管养老金体系的目标旨在为人们储蓄退休收入提供支持，并非用于财富积累。然而，很多人却将养老金结余留作遗产。”
考虑到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劳动适龄人口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税收减免成本将超过不依靠政府退休金生活人群所储蓄的资金。
据预计，未来40年，政府退休金的支出将从目前占GDP的2.5％下降至2060年的2.3％。相反，养老金税收减免成本占GDP的比例预计出现增长，到2050年左右超过政府退休金支出。
报告写道：“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得不为退休人员提供这些福利。”
在联邦预算中，税收优惠成本高达415.5亿澳元。
其中，183亿澳元是雇主缴纳税收减免（含强制性供款和优惠税率供款），221亿澳元是所得税减免成本，即在很大程度上让富裕退休人员受益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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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雇主缴纳比例生变
按照联邦政府的立法计划，雇主强制养老金缴纳比例将逐步提高至12％，即2021年7月强制雇主养老金缴纳比例从9.5%上调至10%，并于2025年上调至12%。
然而，审查报告指出，如果上调缴纳比例，税收优惠的支出将超过“政府养老金（Age Pension，即低保退休金）”的成本。
不仅如此，缴纳比例的上调以牺牲工资上涨为代价。在疫情导致工资涨幅跑输通胀期间，这显然是纳税人都不愿看到的。
报告中写道：“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养老金缴纳比例上调将以削弱工资增速为代价。”
事实上，在多个场合，澳储行行长菲利普•罗伊（Philip Lowe）也表示，上调强制雇主养老金缴纳比例（目前为9.5%）将导致员工实得工资减少。
他说：“有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式的增长确实会被工资涨幅的下降所抵消。”
“更为糟糕的是，收入将会减少。如果收入减少，支出可能会减少，如果支出减少，工作机会就会减少，这样形成了一个负反馈循环。”
据了解，随着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导致工资涨幅跌至创纪录低点，消费支出进一步承压，很多议员均希望莫里森将强制雇主养老金缴纳比例冻结在9.5%。
澳储行（RBA）的研究还发现，如果上调强制性缴纳比例，自愿供款比例也会出现减少。
澳联邦财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表示，有关推迟在2025年之前上调雇主强制性养老金缴纳比例从9.5％至12％的决策，这将在2021年5月的预算案公布，暗示推迟上调的可能性很大。
弗莱登伯格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雇主强制性养老金缴纳]比例的提高将导致较低的工资增长，从而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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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
这份审查报告也提出一个问题，即探索“以房养老”是否具备可行性。
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政府将探索在低保退休金资产测试时加入申请人主要居所的评估。
报告写道：“这将有助于推动房主和房客权利均等。”
“如果将房屋纳入资产测试，则某些房主将不再有资格获得政府退休金，一些房主获得的政府退休金则可能相应减少。”
在提及以房养老的问题时，报告呼吁政府研究，是否应该鼓励退休人员释放房产价值，以支持其退休生活。
释放房产价值的选项有很多，包括反向抵押、权益释放计划、房屋净值贷款和房产置换等等。
事实上，老年人比年轻人有机会为养老金做出更多贡献。近几十年来，住宅物业价格飞涨让房主受益，很多退休人员的财富也是水涨船高。
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财富从一代到另一代的转移，分配不均的情况从接受遗赠的第一批人中已经开始。
该报告说，年龄在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中，71％可以领取政府退休金或其他退休补贴。其中60％可以领取最高支付额的退休金。
同时，绝大多数65岁以上的人群中，家庭住宅是他们的主要资产，养老金仅占其净财富的一小部分。
然而，整个体系“似乎并没有为许多退休租客（陷入贫困）提供适当的生活水平”。
报告指出：“无论有无房产，房主都可以领取和租房者一样的政府退休金。这表明，有房的退休人员比租房人员相对境况更好。”
尽管联邦租金补助（Commonwealth Rent Assistance，CRA）为退休租房者提供了额外的支持，但“远远不足以弥合他们与房主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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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金收费
报告指出，养老基金每年收取的费用高达300亿澳元。并且，这笔费用将随着账户结余的增长而增长。
通过回顾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在2018年进行的审查，这份报告指出，在整个工作交金期间，养老基金费率哪怕只相差0.5%，也有可能造成养老金结余减少超过12％。
目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旨在通过年度审查淘汰表现不佳的养老基金。但是，新的改革计划存在一个明显的弊端，导致61亿澳元的养老金费用被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
研究小组Rainmaker发现，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监管的养老基金每年向会员收取的费用总额占账户结余的1.04％。其中，投资管理费占0.72％，行政管理费占0.32％。
根据政府的年度绩效审查计划，由于行政管理和持续的咨询费用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大额费用将不计入年度绩效审查。
以营利为目的的零售基金可能从中受益。
Rainmaker发现，此类基金通常会收取账户结余的0.5％作为行政管理费用。相比之下，非营利性行业和公共部门基金仅收取0.18％。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年，养老金收费已经出现明显下降。政府向未来基金（Future Fund）支付的费用（占总余额的1.13％）要高于养老基金平均收费（1.04％）。
结语
此外，报告强调了不同人群退休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果。例如，女性、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残障人士和不在养老金保障范围之内的人群。
虽然大约90％的雇员可享有雇主提供的强制性养老保险，但自雇人士和一个日历月内税前收入低于450澳元的雇员不包括在内。
450澳元的交金门槛影响了约30万人，占员工总数的3％。长期以来，业内一直呼吁终止这项政策。
报告指出：“这群人中，年轻、低收入兼职工人占比较大。其中约63％是女性。”
“尽管取消每月450澳元的交金门槛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退休结果，但是会改善系统的公平性，特别是对于女性和低收入工人而言。”
数据显示，女性的平均养老金账户结余仅为男性的三分之二。
在2017/18年度，年龄介于60至64岁的女性平均养老金储蓄为279,167澳元，而同龄男性的平均养老金储蓄为344,718澳元。
参考来源：
https://thenewdaily.com.au/finance/superannuation/2020/10/26/superannuation-fees-have-f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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