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就业市场罗生门,前浪、中浪、后浪都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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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语

前 言

近段时间,网上有关前浪、后浪的讨论很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

一周伊始,澳大利亚最大航空公司,澳航国际航线CEO无过错而下课,成为黯然离场的“前浪”代言。

同时,“前浪”“后浪”逐渐占据话题榜的时候,鲜有人留意到“中浪”们正在经历什么?

根据澳媒的报道,眼下的澳大利亚正在经历一场中层管理裁员潮,他们曾经也意气奋发,满怀热望,希望能够在悉尼、墨尔本等一线大城市扎根。

然而,疫情影响的当下,他们中很多人最先受到冲击而被公司辞退。不少人带着焦虑而离开,独自舔舐就业市场留给自己的“伤口”。

不过,根据最新的一项调研,幸福度整体呈现“U”型,在经历过痛苦洗礼之后步入晚年,幸福度会日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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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离场的前浪

澳洲就业市场罗生门,前浪、中浪、后浪都经历了什么?

疫情成为了公司重组的加速器,很多类型的就业岗位就此永久消失。

一早打开新闻,澳航(Qantas)国际业务首席执行官蒂诺·拉·斯皮纳(Tino La Spina)被裁的消息直入眼帘。

值得一提的是,蒂诺此前是澳航的首席财务官,熬了14年才于去年晋升为国际业务的负责人。

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场疫情直接将澳航的国际航线逼停,蒂诺也因此被打入冷宫,最终黯然离场。

蒂诺离职后,国际业务负责人的角色将由澳航国内业务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戴维(Andrew David)兼任。

自此,集团执行高管团队名单由11人缩减为10人。

在发布这一消息时,澳航集团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Alan Joyce)表示,新冠危机迫使航空公司重新考虑各个层面的业务。

他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国际航班将至少停飞至2021年年中,而且要花很多年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尽管蒂诺在澳航服务的14年期间并无差错,乔伊斯也向其表示敬意,称其表现的“很棒”。

但是,在最新宣布的裁员6000人中,蒂诺还是成为了最新一个、也是职务最高的一个牺牲品。

换句话说,蒂诺成为了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代言。

身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航空公司,澳航的情况尚且如此,澳大利亚中小企业的情况也由此可见一斑。

澳大利亚一家广告公司的市场营销经理温迪(Wendy Robertson)表示,当老板约自己喝咖啡时,自己已经意料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她说:“其实,我自己也看到公司即将陷入倒闭。对于我的老板来说,他可能比我更难。”

果不其然,温迪的管理岗位被裁撤,自己只能以合同分包商的方式继续为这家公司效力。

不过,收到通知的时候,温迪表示,自己还是有些意外,毕竟这并不在自己的计划之内。

她说:“好好的全职没了,只能做合同工。这看上去有些傻,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说形势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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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离开的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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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浪”、“后浪”正在逐渐占据话题榜的时候,鲜有人留意到“中浪”们正在经历什么。

据悉,澳大利亚不少中层管理人员在“裁员潮”中先后离岗。

不少人表示,职场对中年人不友好,竞争力衰减伴随着家庭压力,同时还面临着年轻人的冲击。一旦掉队,年龄歧视、被离职如影随形。

其中,很多人的答案早就写好,只是输掉的远比想象的还多。

银行和金融行业独立分析师马丁·诺斯(Martin North)表示,目前,澳大利亚一大批中层管理人员在疫情冲击下失业。

在一项电话调研中,马丁对1000名受访者进行了调研,以期获得有关当地家庭焦虑的症结和数据。

他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是结构性失业。”

“我采访了多个行业的中层管理人士,涉及金融服务业、咨询业以及私营行政管理人员。无一例外,他们都非常担心保不住自己的饭碗。

“并且,这种焦虑情绪在中层管理人员,即所谓的中浪人群中表现尤为突出。”

一家当地招聘公司Drake International表示,公司刚刚接到了一家澳大利亚大型电信公司的订单。后者要求其帮忙物色12个合同工,但是,从岗位描述来看,这些岗位在疫情之前均属于全职配额。

用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欧伊兹曼(Christopher Ouizeman)的话来说,这是就业形势的“重大转变”。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澳大利亚特有,在其他国家也总能引起一种“同命相怜”的感觉。

今年6月,笔者一位好友莉莉在北京打拼了多年之后决定离开。

这几年,朋友们但凡心情不好,都会嚎上几句“我要离开北京”。然而,那些大喊着“受不了,要离开”的人往往不会启程,反而像是恋人在对北京撒娇。

真正的告别是静悄悄的,有时一觉醒来,看到朋友圈里多了几张机场、火车站的深夜留念,一段故事就默默画上了句点。

莉莉工作的公司经营状态不稳定,向她提出解约,却没给合理赔偿。她就这么被甩出正常轨道,突然有了离开北京的打算。

回忆起当时来北京的场景,当时我们只觉得,北京可真好啊,只要努力,谁都有权利留下,没人会问来处与归途,说出口的梦想也不会被嘲笑。

然而,时间久了,从城市的围观者转为亲历者,生活突然变得粗砺起来,用梦想填饱肚子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正如一位读者留言,疫情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澳大利亚未来工作中心高级经济学家艾莉森·彭宁顿(Alison Pennington)指出,整个疫情迫使澳大利亚一些企业文化彻底改变。

艾莉森指出,许多管理人员不能再为了求工作稳定而固守一家公司,而是必须像许多其他工人一样学会自谋生路。

 “一些企业可能会聘请多位兼职合同工来从事特定项目,以带来所需的技能和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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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的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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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为朋友送行的聚会上,邻桌年轻的女孩叫嚷着:“我妈说我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还不如回家,我就不回去。”

灯光下,莉莉眼睛红红的,低头时,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无论是北京、还是悉尼,故事并无新意,却总归很刺激,尤其对年轻就是资本的后浪而言。

然而,一场疫情之后,游戏难度加大,写字楼里人流明显减少,各类公司无差别地承受着影响,用裁员暂时抵御危机,有些干脆倒闭。许多失去工作的人,被迫退出。

20岁出头的年纪,似乎无法明白中浪为何悲观成这样,一如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中年人的发际线为什么那么靠后?为什么在媒体发言时,小米创始人雷军说一头秀发比一栋别墅还值钱。

不过,其中也有不少先知先觉的人,生活在悉尼的华人Jane就是其中之一。

Jane今年23岁,毕业于八大名校之一,在悉尼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关部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解决行业的公关危机。

在工作期间,她经历不少被“中浪”压制、抢功劳等种种事件。

当老板最终决定开掉她的上司,一名年近40岁的中年“油腻大叔”之后,Jane并无半点喜色。

她淡淡地说道:“倘若我到了这个岁数,面对一群穷追猛打、如饥似渴又不懂得尊重的年轻人,面对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企业和老板,落到有今时今日这个场面,我不一定比他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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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以后,我们会越活越幸福

澳洲就业市场罗生门,前浪、中浪、后浪都经历了什么?

根据一项全世界多国的药物调查显示,40-50岁的人群服用抗抑郁药的比例是最高的。

近日,乔纳森·劳赫的研究给予我们一丝希望。他认为:50岁以后,我们会越活越幸福。

在针对多个国家各年龄阶段的幸福度进行深入研究后,他发现如果将各个国家的样本合到一起,整体数据会形成一个“U形”线,幸福度的低谷在45-55岁之间。

过了这个年龄,幸福感又会回升。

当人们从青年开始成长时,不断吸入新知识,增长新能力,也从中获取了更多的成就,在这个阶段的幸福感非常强烈。他们以为自己能够用双手创造幸福。

但随着年龄增加,个人成长与工作升职加薪的速度会逐渐放缓,甚至遭遇瓶颈。供房子、养孩子的压力,加上病痛和亲人离世等现实问题都会减少幸福感。

当过了中年幸福度谷底之后,50岁以上的人们会更倾向认为自己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好。

当人们被生活“吊打”了一番之后,调整了自己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也更有能力和智慧去理解生活和自己,以至于最终的生活幸福感会比预期高许多。

这也是为什么调查结果显示70岁的人感受到的幸福程度是人生中最高的:

因为他们有最多的生活知识,最合理的自我判断,以及最节制的欲望。

结语

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

无论是后浪、还是中浪、亦或是前浪,这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各个阶段。

20几岁的年纪,初入职场,年轻成为最大的资本。

步入中年,有房有车的同时或许身负重债,焦虑感使然,职场可能过得并不体面。

有幸得以晋升,即便身居高位,无过无失,但是终归抵不过天灾人祸。

最终,我们无法改变的是趋势,只能改变的是自己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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