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在拼命求生！

前言

对于成千上万的澳洲人来说，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有时间享受工作之外的空闲，除了应付学校接送和家务琐事，越来越沉重的帐单压力迫使更多人选择同时从事一份以上的工作，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雇主和各种轮班间奔波。

在澳洲一片劳动力市场紧张的呼声中，相对劳动力短缺，我们看到的是缺少更多薪酬适当的稳定的工作岗位。

越来越多弱势工作者同时从事两份以上工作

澳洲统计局最新发布数据称，2022年第三季度，有89.59万澳洲人同时从事多份工作，即在同一周内从事一份以上工作。从事多份工作的人数比上季度增长了0.4%，在总就业人数的占比达到了创纪录的6.5%。

澳大利亚统计局劳工统计主管劳伦·福特说：“这是自 1994 年开始统计季度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比疫情前水平高出约 0.5 个百分点。”

8月，从事多份工作的人数占比达到6.6%的峰值。澳洲从事一份工作的工作者每周收入中位数为每周1263澳元。

而在那些主要工作和第二份工作都有收入的人中，主要工作每周收入中位数仅为每周937澳元。第二份工作的每周收入中位数为每周300澳元。

这些工作者每周收入中位数的总合为1237澳元。令人难过的是，他们的收入仍然低于单一工作的工作者。

无疑，低工资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手之一。

在每周主要工作收入低于1000澳元的400万工作者中，8.9% (35万人)有第二份工作。每周收入1000澳元或以上的工作者从事第二份工作的比例为4.5%。

从行业分布来看，除去技能因素，收入低的行业也是从事第二职业人数分布最多的领域，包括零售，服务食品，管理支持，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工作。

除了在收入上的弱势地位，数据还揭示了工作者在性别，和年龄上的窘困。

女性从事第二份工作的可能性(7.8%)高于男性(5.5%)。

15-24岁的人有第二份工作的可能性(7.9%)高于25岁及以上的人(6.4%)。

我们常用失业率衡量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2022年，澳洲失业率一再创下新低，表面上澳洲人的荷包有了充分保障。事实上，如果工作者每周工作了一小时就会被计入就业数字。

现实情况是，全国各地有数百万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正在努力寻找能够提供足够工作时间的稳定工作。

是劳动力短缺，还是缺少薪酬适当的稳定工作？

雇主们一直在抱怨找不到工人。即使有数百万工人在疫情封禁后回到了工作岗位，或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却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过疫情之后，持临时签证的廉价劳工减少了。政府不得不借助于快速大量引进的海外工人来填补这些空缺。

2022年9月全澳工作岗位空缺量为49.57个，失业人口为48.42万人。经过新政府一轮紧急签证审批后，11月份全国失业人口增长为49.28万人，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7.7%，高于全国水平的3.5%。

行业岗位空缺情况与收入水平也存在着匹配关系，8月份岗位空缺最严重的服务食品行业，管理支持，医疗社工都榜上有名，这些行业也表现出收入低的特点。

问

人们不禁要提问，倒底是劳动力短缺还是工作条件的低劣造成了人手不足？

这些行业的其他共同点还包括，工作安排不稳定和是从事两份以上工作人数最集中的行业。

多份工作者在困境中艰难维生

从事多项工作以维持生计的澳大利亚人数量达到澳洲统计局自199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没有工作时间和收入保障的工作者必须忍受不断增加的支出，并选择争取更多的工作机会。

随着通货膨胀率飙升，低收入者比以前更加难以支付房租和家庭生活必需品。每个月或季度末的大额账单会越来越多。

近十几年来，维持生活必要商品和服务，如食物，住所等的价格（对应非自由支配支出）上涨速度快于非必要商品和服务，如酒水，假期（对应可自由支配支出）。

必需品在过去十多年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总体CPI，由于前者在低收入工作者生活支出中占比更高，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一直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而对应支付所有这些费用的工资实际上却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不前。这一趋势使得低收入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可能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大幅下降，迫使更多人打多份工来维持生计。

另一方面，不规范、不稳定的工作给家庭带来了压力，因为家庭每周收入可能毫无征兆地骤减，仅仅是因为老板决定未来几天不需要你了。

如果工作者要接受与商业活动相关的风险而使其不稳定工作的时薪大大高于稳定工作的时薪，那么这种模式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尽管有所谓的临时工等规定，但大多数零工或兼职工作的平均时薪低于总平均时薪。

这就造成了从事多项工作的工作者的总收入低于从事单一全职工作的工作者。

面对如此多的困境，可以想象多份工作者更乐于得到一份优质的工作保障，而不是在两个或几个暂时或兼职工作间奔波。

澳大利亚的工作不安全感正在增加

多份工作的增长突显了家庭收入停滞以及向兼职和临时工作转变的影响，它是工作不安全感增加的一个迹象。

它导致劳动力市场转变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让人们依靠的一种收入来源。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澳大利亚的“非标准”工作形式已经在发达经济体中排名第三！

澳大利亚工作不安全感上升的最明显指标之一是全职永久工作的减少。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比如带薪假期和病假等福利被认为是标准的就业条件，对于那些从事非标准工作的人来说这些也是不存在的。

到2020年底，50.5%的全职工作有有偿福利。这意味着大约一半的澳大利亚工作者在工作中面临一个或多个关键的不安全感。

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不安全工作的急剧增加，是一种将经济风险从雇主转移到工人身上的商业模式的结果。

根据澳洲统计局疫情前三年的统计，全澳每月有约 40万人进入就业岗位，同时有大约40万人离开劳动力市场。这被计入工作（employment）情况的统计，并非属于失业，即工作者不能或不再重新寻找工作的情况。

类似的情况，每个月全澳平均约有 40万人从全职工作转为兼职工作，而大约 40万人从兼职工作转为全职工作。

面对如此巨大的工作人员流动，澳洲工会指出，不安全的工作趋势并非偶然。“ 

雇主将曾经的全职、永久性工作分割成多个、不安全、外包、低薪的工作，加剧了这个问题。”

现在，在劳动力如此紧缺的时期从事一份以上工作的人数创历史新高，暴露了问题有多么严重。

早在2021年9月研究机构就预言，随着经济的复苏，除非联邦政府和雇主改变方针，否则从事一份以上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将再次创纪录地激增。这一点在一年后的今天已经证实。

更可悲的是，报告称，从事多份工作的人也最有可能成为最容易失业的人。

结语

澳洲最大企业的利润不断攀升，劳动生产率处于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贡献份额却在下降。

如果澳大利亚真的要坚持其对“公平竞争”的承诺，那么对于那些想要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来说，结束多份不稳定工作的祸害将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