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澳洲就业市场人才短缺的困局仍然在持续发酵，就连一向高度矜持的几大国际会计律师事务所也不得不公开岗位薪资水平，主动加入人才争夺战。
但是，与此同时，一份来自联邦政府生产力委员会（Productivity Commission）的报告却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澳洲25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大学本科就读的比例竟然高达47.8%。
以2021年数据计算，全澳年龄在25岁以下的适龄人口共有超过200万人，以47.8%的比例计算，那么就读于澳洲大学的本科生人数也接近百万，而目前澳洲的就业缺口仅为42万人。
那么为什么澳洲仍然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呢？究竟是因为澳洲的教育水平达不到本地劳工市场的标准，还是其他原因？另外，这些海量的大学生最终将流向澳洲社会的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澳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学生潮。
早在陆克文担任总理的时候，联邦政府就推出了一套全面提高受教育程度的鼓励政策，该政策在吉拉德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这套被称为“Demand-Driven University Reforms”的改革，不仅取消了大学录取人数的限制，还通过各类途径鼓励社会各界的适龄人口参加高等教育，最终向澳洲社会注入了大量的大学本科毕业生。
生产力委员会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大学本科生人数出现了明显上涨，并在此后持续保持涨势，在2017年时达到了近80万人的水平。
自然，助学贷款（HELP/High Education Loan Program）的申请数量也随之出现激增。
这就是陆克文和吉拉德时期缔造的奇观，而这一政策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直到另一个奇观的出现——大量“劣质”学生成为了澳洲大学的新目标。
据联邦政府的Course Seeker官网数据显示，这种爆发式的本科生人数增长是因为许多大学几乎干脆取消了门槛，为大量高中成绩垫底的学生提供了平步青云的机会。其中更有不少进入了精英专业——工程、建筑、心理学等。
这些成绩垫底的学生，是指ATAR（澳大利亚高校入学排名，Australian Tertiary Admission Rank）分数低于50分的高中生。
所谓ATAR，是全澳通用的一套大学录取分数指标，虽然各州和领地都有自己的“高考分数系统”，但是ATAR指标侧重的是考生的排名，比如有100位考生参加了考试，而其中一位考生的ATAR分数为70分，就代表该考生在70分位（70th percentile），也就是排名第30名。
所以，考虑到相当一部分高中生在12年级（高三）之前就离开校园，那么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ATAR低于50分的学生，其实已经接近排名的最后10%。
那么在2021年被大学录取的“垫底”高中生比例有多少呢？
答案是高达55%！
数据显示，2021年共有13,000名ATAR分数低于50分的学生向大学提交了申请，而被成功录取的人数竟然高达7,150人！
以要求严苛的教育相关本科学位为例，目前全澳至少有7个不同的学位可供学生选择，而平均录取的学生ATAR分数同样接近50分，这个消息险些导致教育工会爆发游行。
澳洲教育工会（AEU）主席Correna Haythorpe发出警告称，ATAR分数低于70分的学生，面临严重挂科风险。她强调：“大学录取分数线大幅降低，特别是教育专业的分数线，是个非常令人担心的现象。”
但是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其实被低分录取也未必是好事，因为只要挂科超过一半，就会失去政府补助，并且将被迫选择重新选择难度更低的专业或者直接辍学。
更荒谬的还在后面。
包括联邦大学（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塔州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以及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都向ATAR分数低于30分的高中生（最差的2%）打开了大门。
其中几家大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应更是精彩：“系统出错，不小心录取的。”
至此，一些大学的门槛已经形同虚设，几乎任何坚守到12年级毕业的学生，都可以享受进入高等学府的特权。
所以，在十多年前诞生的Demand-Drive University System的催化下，一批批量产的，质量参差不齐的大学生被注入澳洲社会。
而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还是技术人才短缺！
据Mitchell Institute数据显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中，有近30%的从业人员其实并不需要大学本科文凭，这些岗位只需要专科院校文凭或培训即可。
换句话说，用力过猛，造成浪费。
另外，澳洲联邦政府从2006年开始对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支出出现了巨大分化，在此后的10年里，大学等高等院校所获得的款项总额达到了10年前的153%，而专科学校（比如TAFE、VET等）只增长了30%。
政府将大量资金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大学等高等院校上，反而忽略了职业专科院校。
而目前就业市场中最为紧缺的，恰好就是从专科院校毕业的技术型人才。
回到今天，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澳洲教育产业同样尚未从疫情中恢复元气，所以降低大学入学门口其实也是一种求生本能。
而Demand-Driven University System也确实带来了许多正面成效，比如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人数在10年间增长了66%、原住民学生人数增长105%、残障学生增长123%、偏远地区学生增长50%……
但是，低门槛大量扩招的最大隐患还在后面——澳洲金牌教育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口碑。
通过扩招增加本科生总数，与澳洲人口的实际平均受教育水平并不能画上等号，更不能有效缓解本地技术人才短缺的难题，反而降低了澳洲大学的含金量。
所以，降低门槛大量扩招显然是透支澳洲教育产业信用额度的昏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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